摘要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前景與命運，主要取決于以集體行動馴服過于“任性”的數字資本的努力。我們必須警覺數字資本把發展路徑引向财富觀迷失與零和遊戲的風險，緻力促進朝向使用價值-勞動财富觀與正和遊戲的回歸。

關鍵詞 财富觀迷失 零和遊戲 數字資本 挑戰與應對

一、引言與概念框架

伴随ICT（信息與通訊技術）應用和融合而來的數字經濟正在全球蓬勃發展，中國是其中主要的驅動者和領跑者。我們的經濟與社會已經從傳統的物理世界進入了嶄新的數字世界，而且再也回不過去了，正如工業化進程使人類再也回不到農業時代。

但我們總會回憶和留戀那時的“某些美好”，包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園牧歌式簡樸生産與生活方式，熟悉且親近互助的鄉村鄰裡關系，以及甯靜祥和的自然與人居環境。

就本文關注的主題而言，農業時代的“美好”主要有兩個：經濟活動和發展觀既貼近财富觀，也貼近正和遊戲觀。很少有人意識到，主要由于資本力量未被馴服，數字經濟發展在經意與不經意間已經“把兩大美好都掀翻在地”！

農業經濟由三類要素驅動：首要的是土地、其次是勞動力、最後才是資本。次序反映了相對重要性。資本隻是相對簡陋的各種農業生産工具，對經濟财富創造的貢獻遠低于土地和勞動力。相對于土地和勞動力的主導作用而言，資本的力量有限。

令人深度擔憂的是，未經馴服的數字資本正驅使中國經濟與此漸行漸遠：既遠離合理财富觀，也遠離正和遊戲觀。

合理财富觀集合了三重含義。首先，經濟發展的核心本質是創造與公平分享國民财富，即人類用以維系與改善生命、生活和生活狀況的各種商品（包括服務），涵蓋耐用和非耐用資産；其次，财富的正确概念基于商品的使用價值，而非其貨币價值；再次，人類勞動（工作）作為财富創造的主體，其他生産要素作為客體。

亦言之，合理财富觀即基于商品使用價值和勞動作為其創造主體的财富觀，可簡稱“使用價值-勞動财富觀”。

從農業時代到當代數字經濟之前的漫長時間裡，人類的經濟活動和主流發展觀都遵從這種财富觀，但近期數字資本狂潮正在将其打入冷宮，而以充斥瑕疵的貨币價值-勞動邊緣化财富觀取而代之，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嚴峻的挑戰之一，與稍後述及的另一項嚴峻挑戰—零和遊戲—可相提并論。

在人類進入貨币時代後，财富價值采用貨币計量，導緻貨币價值與使用價值發生脫節。但在數字經濟之前，脫節相對輕微因而不足為慮。在此階段，商品的使用價值成為焦點—“一切為使用價值服務”，無論生産者還是消費者。

沒有任何其他群體比農民更重視使用價值。從種子到生産過程，再到作為生産過程産出的各種作物，農民對使用價值—商品本身對人體有用的各種屬性—投入高度關注，細心打理、精心呵護以緻力提高産量和品質的“農匠精神”充盈其中，盡管科技水平相對低下限制了産量。作物豐收的喜悅之情展現在那個時代儀式感極強的文化場景中。這并非特例，而是全球性現象。

使用價值财富觀非常貼近财富概念的實質—而非其貨币形式。實質即商品本身的使用價值—滿足人類需求并助益生命、生活和生存品質的有用屬性。

拜神奇自然造化所賜，原生态的土地—最能表征最大公共利益的“地表”—作為農業時代的“财富之母”，在勞動的加持下，得以自然而然地将有用屬性融入作物中。原生态的土地和作物沒有工業時代的諸多添加物—農藥、化肥、除草劑、殺蟲劑和其他。這些為提高産量、吸引消費者和提高貨币價值之舉，系統地損害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從而與合理财富觀背道而馳。

這就引出了真正緊要的一個問題，即貨币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分離和由此招緻的負面後果。在注重使用價值的農業時代和數字經濟前時代，這種脫節是有限的。但在數字資本肆虐的如今時代，這種脫離已經發展到足以令正确發展觀和财富觀發生崩塌的地步。

基于人本價值—生命、生活和生存價值—高于一切，正确發展觀和财富觀立足使用價值，通過聚焦“以使用價值為本”促進商品價值與人本價值的一緻。

然而，數字資本大行其道正在促使經濟活動的目的性關切發生系統偏轉，即偏轉到貨币價值嚴重脫離且高于使用價值—甚至以尋求貨币價值為目的—的軌道上，從而與合理的“發展”和“财富”概念産生嚴重偏離。

以此言之，數字資本輕狂的時代也是迷失時代，即商品使用價值屬性—融合數量、質量和創新—被系統輕視甚至漠視的時代。

更一般地講，數字資本使經濟體制的激勵結構嚴重異化：從基于使用價值屬性的正确激勵，系統地偏轉到基于貨币價值的錯誤激勵，以緻質量和創新成為最大犧牲品。這是對經受住了長期考驗的正确發展觀和财富觀的全面反動。

本文稍後将表明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異化還發生在勞動對财富創造的貢獻被邊緣化。在農業時代，幾乎所有人都是勞動者—無論男女老少。因此，農業經濟是真正充分就業即零失業率的經濟。每個人都是工作者，通過單個或家庭為主的協作式勞動創造基于使用價值的财富價值。

相比之下，數字資本的橫行無忌正在系統地摧毀正确财富觀的另一面—勞動财富觀，即勞動者作為财富創造主體、資本和其他生産要素作為客體的财富觀。在如今的數字經濟時代，局面發生了徹底反轉，勞動成了數字資本的奴仆，在貨币财富遊戲中成為被高度邊緣化的客體。

以此言之，包括新興經濟體是最大輸家，因為它們在經濟發展中的傳統優勢主要是龐大的勞動力大軍。在較長時間内，這個局面很難從根本上扭轉。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的“資本剝奪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在數字經濟時代依然不失為一面最佳鏡子，用以幫助我們看清“資本的僞裝”：僞裝成财富的主體和主要創造者。

剩餘價值由勞動者創造的正确性和客觀性，在如下意義上是不可動搖的：資本是“死的”，勞動是“活的”；前者隻是将其價值（通過折舊和攤銷）轉移到商品價值中，既然如此，商品價值—市場價格度量—減除被轉移其中的資本價值，即為“活的”勞動創造的剩餘價值。

但現狀令人震驚：數字資本正在卷走勞動創造的财富價值。龐大的勞動者大軍成為最大輸家、數字資本成為最大赢家，不隻是風險，更是現實。

不得不說，勞動邊緣化的财富觀是一種畸形的财富觀，在招緻能動性退化和财富分配鴻溝的意義上就是如此。救濟機制要求通過全面的培訓計劃，使勞動者重新參與工作—進入數字經濟時代的高技能崗位。如此，勞動—連同使用價值—繼續作為正确财富觀的兩個支柱。

易言之，我們之所以把經濟活動的成果—也是經濟學的正确傳統—視為财富，那是因為這些财富是基于“使用價值”和“勞動創造”的财富。

勞動創造财富意味着人在創造财富。不是人創造的财富還能稱為财富嗎？

基于以下兩個理由，答案為“否”。首先，基于馬克思的偉大發現—資本隻是将其價值轉移到商品價值中—無力創造财富，财富創造的真實源泉是人類的勞動—被動員的人類能動性；其次，如果能動性出現全面退化，“人的位置”又在哪裡？最後，喪失了“人的位置”的世界，還将是一個财富世界嗎？

在這裡，焦點是能動性和能動性退化。在進入數字經濟時代的今天，我們的經濟與社會理論依然沒有為全面接納能動性（agency）概念做好準備，更未提出能動性系統退化的适當救濟方案，盡管這已成為迫在眉睫的現實挑戰。

以上讨論旨在闡明：使用價值-勞動财富觀才是我們應全面接納的合意财富觀，以及數字資本正招緻全面瓦解這一财富觀的風險、現實與後果。

除了奉獻使用價值-勞動财富觀外，農業時代的“美好發展”還集中體現為經濟活動的正和遊戲特性。前者回答什麼是真正的财富—基于使用價值和勞動創造的财富，後者回答财富創造的性質—正和遊戲還是零和遊戲。

作為博弈化的基礎概念，兩類遊戲界定了經濟和社會興衰根源的絕對标準：正和遊戲導向興盛，零和遊戲導向衰亡。零和遊戲的實質是負和遊戲—真實世界并無純粹的零和遊戲，因為你得我失或你失我得的過程總會消耗額外資源。

人類活動有兩類主要形式：經濟活動和暴力活動。經濟活動的核心是産品或商品的生産、交易和消費—人類的永恒主題。打劫和戰争是極端的暴力活動。

在原初（未被暴力活動扭曲）的意義上，經濟活動是正和遊戲，暴力活動是零和遊戲。

農業經濟趨向正和遊戲的特性最為明顯，因為生産、交易和消費的依存度很低—源于分工的不發達導緻較低的協作要求，更因為資本的力量有限—土地和勞動力起着決定性作用。

但在資本力量足以呼風喚雨的數字經濟時代，一切都變了—經濟活動究竟趨向正和抑或零和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這取決于集體行動的意願與質量。集體行動指訴諸政治過程組織與實施、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其中的人類行動。與分散的人類個體行動不同，集體行動具有基于明确的公共目的之設計。

農業時代也依賴集體行動，但其公共目的在于秩序和安全，而非修正經濟活動的零和特性—這一特性很弱以至不足為慮。雖然土地兼并很常見，但這并非經濟活動而是某種程度上的暴力活動。

相比之下，數字經濟向零和遊戲發展的風險高得多。相互依賴性的極大強化和無以複加的數字資本的力量，共同塑造了數字經濟特有的零和遊戲特性；在數字資本力量未被有效馴服的體制環境中，數字經濟滑向零和深淵的風險很高。

至此，初步判斷是：若置于廣闊背景下觀察，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最大挑戰有二：全面回歸使用價值-勞動财富觀，系統消除零和遊戲的高風險。兩者都依賴旨在馴服數字資本的高效集體行動。資本的逐利本性本身并非問題，問題在于如何确保逐利本性受制于正确财富觀與正和遊戲。

接下來的讨論将遵循本部分給出的“鐵三角”概念框架，用以展開對馴服數字資本促進回歸正确财富觀與正和遊戲的集體行動叙事，以及以正确财富觀促進正和遊戲的叙事。

二、數字資本脫敏症緻财富觀迷失

通過驅使經濟活動遠離使用價值-勞動财富觀，數字資本脫敏症正嚴重威脅中國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核心經濟活動—生産、工作、交易和消費—都在圍繞為數字資本快速逐利目的運轉，以至經濟體系日益朝向“不在乎質量、創新和工作”—至少對其不敏感—的方向發展。假以時日，後果和影響将是災難性的。

要想預見一個國家的數字經濟前景和命運時，隻要觀察“數字資本在做什麼”差不多就夠了。因為數字資本的力量實在太強大了，在裹夾政治與行政力量時，更是具有目空一切、唯我獨尊的恢弘氣勢。龐大的産業大軍—勞動者群體—也要為之讓路。

可以觀察到，主要數字經濟國家的數字資本在做着截然不同的事情。有些緻力于促進使用價值-勞動财富觀，資本的逐利本質因而被導向創新、質量改進和開辟新的就業機遇上；有些則做着相反的事情—漠視使用價值-勞動财富觀，以至資本逐利本質被導向唯利是圖。不幸的是，我們似乎正進入後者的行列。

通過廉價、流量和消費者盲從這三個主要路徑，依托高度數字化商業模式（網絡平台）支撐的遠程下載交易，主要數字資本的唯利是圖招緻數字經濟的創新脫敏、質量脫敏和勞動脫敏，導緻經濟的激勵結構朝着系統脫離正确财富觀的方向畸變。這類數字資本還在增加。

廉價旨在把消費者吸引到網絡平台上，也作為以價格戰清除競争對手和阻止潛在競争者加入的手段。這是數字資本逐利通常必須邁出的第一步，因為若無消費者的大量加入，一切都無從談起。在條件成熟（消費者依賴）時，再把價格提上來。在這裡，廉價策略作為壟斷和反競争的工具被使用。

數字資本已經把網絡平台經濟全面轉換為世界上最為龐大的廉價經濟，但其三項巨大的隐性代價很少被關注和算計，即質量、創新和環境成為犧牲品。

在網絡平台上，商家“拼的就是價格”以迎合平台和消費者，誰還在乎質量和創新？

如果網絡平台上杯子（産品）的統一标價為每件10元，某個緻力創新和品質提升的商家生産的相同杯子要求按12元的價格售出，這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極高門檻：很難證明并讓消費者相信“這個杯子就是比别的好”，商家不得不向平台支付更多以使杯子在平台上被（優先）展示與推介，平台消費者很可能不買賬。

每個門檻都足以讓質量和創新淪為廉價策略的犧牲品。在傳統經濟中，上述門檻要麼不存在要麼很低，這意味着消費者為質量和創新買單的可能性高得多。

緻力質量與創新的商家淪為輸家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廉價擠掉了創新（研發）和品質提升所必需的底線利潤。在底線利潤被網絡平台壓到最低的環境裡，緻力以創新和品質提升獲利的商家将喪失大部分生存空間和機會，即便它們具有如此行事的強烈意願。在數字資本以廉價策略攻城掠地下，中國的數字經濟正發生嚴重的品質和創新脫敏。

廉價策略的另一個隐性代價是誘發系統性造假行為以降低成本，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多數中小企業将難以生存下去。在造假才能生存的環境下，謀求以品質和創新進行競争的商家将落入下風。于是，廉價既通過“令所有平台商家向低價看齊”和擠掉底線利潤，又通過誘發造假行為，使經濟體系脫敏—對品質和創新的激勵變得很弱。

廉價策略還對生态環境帶來沉重壓力。我們的多數産品或商品的生産過程，高度依賴從大自然獲得大部分原材料。給定其他條件，價格越壓得越低，企業向大自然轉嫁成本的動機越強，生态與環境代價越大。目前這方面的關注和研究依然不足。

此外，廉價策略也讓消費者最終淪為輸家。大型數字資本憑借其雄厚的資本實力—尤其是資本市場融資能力—采取高進低出的價格補貼策略，一并把商家和消費者吸引與聚集到自己的平台下。一方面限制競争，另一方面讓利消費者。但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此舉的鴉片策略實質：先讓你近乎免費地吸食鴉片，一旦成瘾，立即加價。

這種鴉片策略，在法治健全的發達國家根本行不通，但在國内風生水起。

圖2呈現了數字資本廉價策略的四個主要代價。

流量效應發揮着與廉價策略類似—甚至大得多—的作用，這就是營造吸引力以吸引消費者和商家。商業競争的本質是為吸引力而競争，數字資本将其發揮到極緻，消費者盲從（從衆心理）則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

流量效應和消費者盲衆的結合，反映了數字世界中強大的網絡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新用戶加入某個網絡平台不僅使自己受益，也使該網絡平台上的其他所有用戶受益，此即網絡效應—網絡平台上的外部性。網絡平台的建設需要巨額的前期固定成本投入，但一旦投入運營，新增用戶的邊際成本極低且遞減，這就是規模經濟效應。

網絡效應與規模經濟效應的結合，意味着公司規模越大生意越紅火，數字資本獲取超額利潤也就越容易；超額利潤越多，越是吸引更多數字資本做大做強，直至形成壟斷地位得以鞏固的超級霸主。數字經濟時代的現實就是如此。

問題是：誰會去算計與權衡我們的經濟與社會為之付出的額外代價？

就流量效應和消費者盲從而言，主要代價依然指向脫敏—做大規模遠遠壓倒對品質、創新和工作機遇的關注。正确财富觀的這三個支柱再次淪為犧牲品。

與傳統經濟中的消費者不同，數字經濟中網絡平台的消費者已經“懶得關注”品質和創新，取而代之的是價格比較—哪個低價就買哪個，以及“何處的流量多”—哪裡多就在哪裡買。“網紅帶貨”風行即為明證，盡管注定沒有前途。

沒有前途是因為“流量所向”和“創新與品質所在”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标準，前者主觀而後者客觀。流量易被操縱。即便未被操縱的流量旺盛也不代表客觀真實，代表的隻是“這裡的喇叭吹得比别處響”。如果認為喇叭越響的地方質量和創新越多，那就大錯特錯了。消費者盲從即指這一情形。

以此言之，數字資本正造就“頹廢的消費者時代”的說法并不誇張。可以認為，當消費者對貪圖便宜和“喇叭響亮”遠遠壓倒品質與創新關注時，特别是在商家也如此時，我們長期以來珍視的正确财富觀和發展觀就崩潰了，兩者要求貨币價值全面貼近客觀真實的使用價值，避免脫節。數字資本作祟加劇了這種脫節。

三、數字資本張狂下的零和遊戲

人們有理由擔心國内數字資本正沉迷于兩類本質上類似“圈地運動”的活動，這就是“生意大搬遷”和“勞動者被邊緣化”，兩者具有把數字經濟推向零和遊戲的高風險。

生意大搬遷即把實體經濟中大量中小企業的生意“搬遷到自家的平台上”，甚至銀行的生意也是如此。過程并未違法的事實并不能掩蓋“搬遷”的實質：商家還是那些商家，商品還是那些商品—在使用價值屬性上沒有任何改善甚至退化，消費者還是那些消費者，不同的隻是：别家的生意，現在成了我家的；原本屬于你家的小額利潤（或許可保障勞動者群體營生），現在變成了我家的超額利潤。

生意大搬遷造就經濟财富日益朝向大型數字資本的快速集中，極大地加劇了财富和收入的兩極分化，并引發廣泛的社會後果，包括階層分化、社會凝聚力下降和日益普遍的仇富心理，進而推高本已高企的“維穩”支出。

“生意大搬遷”之舉有時被描述為“先進生産力取代落後生産力的必然結果”。果真如此嗎？

可以看到，唯一主要的變化是做生意的方式—從傳統經濟中的線下方式轉換為線上方式，最契合創新本質的變化—探索未來世界和改進使用價值—幾乎絲毫沒有發生，甚至因驅使經濟脫敏而退化。即便不考慮生意搬遷伴随大量中小企業和勞動者喪失生存空間，這種價值相當有限—就對社會與國家實力的貢獻而言—的變化，究竟在何種意義上能夠構成“先進生産力”？

基于三個主要理由，可以認為生意方式的變化—轉換為網絡生意—的價值非常有限。首先，人類生命、生活、生存條件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商品使用價值的提升，包括數量和類型增加—特别是質量改進，生意方式的變化幾乎與此無關。

其次，網絡生意雖然在供求匹配和節約交易成本上取得了革命性進步，但高昂的機會成本使其價值被大打折扣以至得不償失。

除了經濟脫敏—對創新、質量和工作機遇的經濟激勵全面退化，機會成本還包括額外增加的交易成本。明顯例子包括商家從原來批量集中式發貨（給實體零售店等買家），轉換為給快遞人員的零散頻繁發貨所增加的成本，以及維持和擴展龐大快遞隊伍的額外成本，包括占用公共空間資源和增加交通擁堵等。

最後，網絡生意中的一個關鍵角色—數字産品與服務—雖因擴展“類型”提升了使用價值，但諸多負面後果與影響深遠的劣效品—最明顯的易緻人成瘾的手機APP等視屏内容，足以使數字産品與服務的真實價值被大打折扣。如今，太多的人花太多的時間沉迷于類似鴉片的手機APP等劣效品，已經并将繼續讓許多人和整個社會付出沉重的代價，包括智力和思考能力退化和長時間看手機引起的頸椎病和其他疾病。

劣效品（demerit goods）在經濟學上定義為邊際效用（utility）的社會評價高于個人評價的商品，比如久坐不運動（足以緻命）、麻将、熬夜、手機APP和電子遊戲。數字資本的一大“貢獻”就是以各種花招将科技類劣效品提供給大衆消費，受影響最大的是更易成瘾的年輕一代。數字資本通過“成瘾效應”—類似鴉片效應—獲取巨額利潤。這些利潤與基于使用價值的财富概念毫無關系，因而與其說是“利潤”，不如說是源于獨占（平台資源）的租金（rents）。

基于三個标準—“A的所得”為“B的所失”并且“補償缺席”，可以認為把“生意搬遷”界定為零和遊戲是适當的。圖3呈現了這三個标準。

與農業時代不同，數字經濟的高度依存性—源于分工與協作的發展，大大拓展了經濟活動滑向零和的機會空間，即數字資本淪為最大赢家、勞動者淪為最大輸家的概率。這個過程就是勞動者被資本力量邊緣化的過程。

這本是全球性現象，并非中國特有。然而，我們的補償機制一直缺席至今—赢家沒能補償輸家，或者補償極不充分。

不難看到，國外數字資本的“玩法”與我們大不相同，在那裡，數字巨頭把數字經濟業務與實體經濟業務緊密結合在一起，并且把賺取的利潤大量再投資于社會收益率很高的創新活動，比如無人機和航天科技、其他新産品，以及緻力提高産品質量。蘋果、谷歌和臉書等都是明顯不過的例子。

這些創新活動擴展了新的工作崗位，從而創造了雙重補償：使用價值提升和接納再就業者意義上的補償。反觀國内數字資本，可以看到類似的補償機制要麼不存在，要麼遠不充分。

相反，它們仍在以合法卻隐秘的方式繼續其擅長的“圈地運動”，即把原本好端端的“别家的生意”轉換為“自家的生意”。在這個過程中讓我們的經濟與社會繼續付出巨大的隐性代價。

大量實體零售店倒下了。無數中小餐飲企業正在倒下，甚至許多城鄉菜農等個體勞動者賴以營生的“小生意”也土崩瓦解，剩下的出路似乎真的隻是倒退到數十年前的“地攤經濟”了。多麼不易的地攤經濟啊！

“共享單車”模式則把原本基礎良好、極具發展前景的自行車産業鍊毀掉了；至少在把真正的共享經濟—私人持有所有權的閑置品共享—徹底變異為個人喪失所有權的意義上，就是如此。沒有人再愛惜單車，沒有哪個消費者和商家會執着于創新和品質升級，損毀率極高、占用公共空間資源則意味着直接而巨大的資源浪費。

因此，數字資本肆虐尖銳地提出了文明社會基本的公平正義問題—赢家适當且充分地補償輸家。

結語

自近代工業革命以來，資本就成為一國經濟前景與命運的決定性力量。數字經濟的發展，更是将數字資本推向資本力量的巅峰，如果不加有效管束，為了逐利不擇手段的所有事情，都可能幹得出來。

客觀地講，中國的數字資本并非一無是處，它們在許多方面為經濟、社會和大衆利益做出了貢獻，應對新冠疫情的上佳表現即為明證。

然而，事情總是具有兩面性。消極地看，數字資本的肆虐一直并繼續在為中國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投射陰影。我們已經為之付出了沉重代價，而且将越來越難以承受，直到更有效的集體行動将其嚴加管束。

可以看到，希望已經出現。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争正在成為共識，實際行動也在展開。但這些隻是初步的。

重要的是，我們的經濟理論和洞見必須跟進，不要總是被“宏觀經濟熱點”所淹沒。大量經常不着邊際、也無關痛癢的話語，無法将真正緊要的問題呈現出來，更不用說激發洞見。

就本文主題而言，真正緊要的問題是訴諸強有力的集體行動管束極為“任性”的數字資本，以使數字經濟步入合理财富觀與正和遊戲設定的發展路徑。這是唯一具有光明前景的發展路徑。

(供稿：林光彬 審核：林光彬 編輯：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