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雍君（韦德体育官方网站政府預算研究中心主任） 

“利用數字技術從事應稅銷售并取得利潤，就會産生納稅的義務”

Q：是否應該對數字經濟征稅？

王雍君：數字資産如果作為一個純粹的資産，本身是沒有征稅的合理依據。但是如果我們把數字資産理解為，數字企業利用數字技術從事應稅銷售并取得利潤，那麼就會産生納稅的義務。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是應該納稅的。但是目前有許多的數字經濟業務沒有公平地繳納最低水平的稅收。在這種情況下，确保數字經濟業務也能夠公平納稅是非常重要的。

在全球範圍内，目前有許多國家正在開展數字稅，這些政策的基本的依據就是數字經濟業務不應該享受到稅收上的特殊待遇。

那麼這些數字間接業務，如果沒有公平地繳納最低水平的稅收，就應該補稅。我們把它叫做補償性數字稅。因為數字經濟業務發展也帶來了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點高風險，通過稅基的侵蝕和利潤轉移，許多數字企業或者數字經濟業務，實際上沒有公平的繳納最低水平的稅收。那麼這樣會不會造成很多後果？不僅僅是政府流失稅收收入，還造成了不公平的競争，扭曲了資源的配置和生産要素的流動。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隻要我們有足夠的證據和數據，能夠證明了數字企業或者數字經濟業務在濫用，這個數字經濟的特征，實施了稅基的侵蝕和利潤的轉移，那麼征稅是必須的，而且應該盡快采取類似的采取此類措施，确保他們不會成為稅收的窪地，或者誰的天堂。

但是數字經濟業務發展對生産力的提升有非常大的幫助，而且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非常的快，但我們應該看到數字經濟的發展不應該以造成稅收上的損失和不公平為代價。

所以健康地發展數字經濟前提條件是保證最低限度地繳納公平的稅收。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個人非常贊同對數字經濟業務進行征稅，但是不是簡單的理解為數字資産，而是數字經濟業務以及這些業務的産生的銷售和利潤。

Q：要不要對機器人征稅？

王雍君：機器人當然應該被征稅。機器人的特殊之處就在于它能夠在算法上或者是在體力上解放人工，因此它代表一種先進的生産力，而且機器人發展很快，說不定未來某一天的機器人能夠呈現的功能遠遠超出人類的想象。

就算到這一天，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機器人實際上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它也就是商品或者是資産，隻不過它能夠做到人類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那麼這一點不應該成為不予征稅的理由。機器人産業發展很快，那麼機器人本身的銷售也會帶來銷售收入，并且也會帶來利潤。那麼在這個意義上，機器人的銷售和和利潤當然應該征稅，這是沒有什麼可疑之處的。

“建議将增值稅徹底改成消費稅”

Q：增值稅和個稅要不要進行修改？

王雍君：目前我們國家的個稅是很不完善的。

首先是表現在工薪收入承擔的稅負過高，高達45%，很多年以來，大家越來越多地形成一種共識，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在很高程度上變成了一種工薪稅，也就是稅收負擔了，大部分都落在相對而言收入比較低的工薪階層身上。工薪收入屬于勤勞收入，而且是大部分人所依賴的那種收入來源。

但另一方面我們個人所得稅對财産收入，特别是資本收入征稅偏低，大緻就是20%，這兩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收稅負差距非常大。那麼怎麼去改，我相信應該盡快把工薪稅和财産稅收入，這兩塊稅負大緻持平。

再往前推進一步，應該是财産稅的稅率。稅負應該高于工薪稅的稅率稅負，這才叫公平合理。尤其是财産這一塊，社會的富裕階層這一部分的收入，已經成了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一個主要的根源。而且從長期來看，财産收入占的比重還會越來越高，但是中低收入階層的财政收入相對來講比較低一點。從中長期起來很難改變這種局面。

因此從社會公平的角度來講，提高财産稅收入的個人所得稅稅率，相應的降低了工薪收入的稅率，應該是一個必然的改革要求，而且這一步改革應該越快越好，這是個稅這個層面。

那麼增值稅層面現在主要的問題是集中抵扣機制，目前我們的抵扣機制實際上是相當的不完善，主要表現為一個是抵扣的抵扣掉稅負，但實際上很偏多，也就是過于複雜。

高科技企業的個人勞務支出跟研發跟創新的關系非常密切，許多企業會聘請一些高科技人才，支付很高的薪水或者酬金。如果現在的法律規定沒有抵扣的話，那麼這些錢的稅負會明顯偏重，這樣的話從長遠來看，反而整個國家的創新和研發另外一個抵扣的實際稅賦還是偏重。

我們講抵扣也是有很多類型，而現在的規定一般都是3% - 5%的抵扣。但實際上在執行中抵扣的方式方法已經發展到了幾十種，每一種類型的抵扣，實際上稅負是不同的，這樣在實踐中就造成了非常的複雜和麻煩。

那麼抵扣機制，還有一些方面需要進行改革，比方說我們家有一些小規模納稅人，你從他那裡去購進商品服務，你實際上是拿不到發票，開不出發票。我們的抵扣是憑票抵扣，如果沒有發票的話是不能夠抵扣。

總之我們目前的抵扣機制實際上跟增值稅設計的初衷是不符的。增值稅設計的初衷就是發揮它的優點，它的優點一個是稅負很公平。就是稅率，包括抵扣的稅率差異很小，實際上我們現在的差異已經非常大。

另外增值稅的設計的初衷是要把數據服務要集中在終端消費環節，但是你的抵扣如果不完全，那麼實際上稅負就不會集中在終端消費環節，而集中在了生産環節，這個問題是比較嚴重。

所以增值稅改革從長遠從明年開始，我認為就應該着手來設計一下比較簡化的抵扣機制，把抵扣的稅負稅率把它歸并。同時擴大了的抵扣，至少對于一部分依賴高科技人才，隻要的高科技企業，他們的人工支出應該叫做是創新之初應該進行抵扣。那麼再往後，我想更根本的改革辦法，也就是把增值稅徹底改成消費稅，并且跟現在的消費稅進行某種合并。

事實上增值稅跟稅從設計理念來講是一樣的，要把稅收負擔集中在零售環節。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都是這樣，像日本的增值稅表面上是增值稅，實際上就是一個零售稅。目前，我們國家增值稅由于在第一個環節存在的問題十分突出，所以從未來的改革趨勢來看，我個人是強烈建議把增值稅徹底改成消費稅，這樣可以大大的簡化現行的增值稅，并且可以作為一種把作為一種非常大的改革紅利，也中國經濟可以激發出非常大的活力。

我們的增值稅目前是國内第一大稅種，但是由于在實際操作中，它存在的問題比我們表面上所看到的要嚴重要普遍。所以增值稅的實質優勢理論上的優勢很突出，在實踐中由于遭遇各種各樣的問題，它的優勢基本上發揮不出來。

“應當在基層發展公衆參與式的預算改革，并重視農村集體經濟的稅負減免”

Q：2021年的财政政策您認為是否應當收緊呢？

王雍君：2020年其實是一個比較艱難的年度，不管是宏觀經濟産業還是企業這個層面。所以從基調上來講，2021年的财政政策還是應該保持寬松，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應該努力去考慮财政資金怎麼樣去實施妥善的管理，才能的發揮更大的作用。

寬松和緊縮是一個宏觀的概念。在實踐中，如果你寬松，你的資金花出去以後，這個錢在微觀層面沒有花好，或者沒有把這些資金投向中小企業，那麼這些寬松的資金也許就不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

所以明年的财政政策我認為應該是繼續保持适度的寬松，并且在這個前提下加大微觀财政政策的研究。另外要提到的是，我們的預算制度，特别是基層政府的預算制度還要進行深刻的改革，隻要财政政策才能在基層，才能在宏觀在貼近民生的層次上更好的發揮作用。

基層層面的預算，主要是縣和縣以下這一級政府預算，因為這幾年、尤其是從今年開始，中央政府把大量的财政資金下沉到了基層，以支持基層的經濟社會發展，特别是支持民生的保障。但是把錢下沉到基層和基層政府是否能夠有效的用好這部分錢，這兩者之間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到了基層以後，這些資金究竟應該花向何處？應該達到怎樣的目标？以及如何對這些資金的使用效益進行計量？我想在這個層面應該多做一些微觀層面的改革工作。

最核心的一部分就應該是在基層發展公衆參與式的預算改革。政府的錢有多少、應該有多少、花向何處，應該有一個基本的透明度。因為公衆比較了解民生上的短闆或者薄弱環節，另外對于哪一些事情該怎麼做，他們有可能比專家還要專業。因此他們應該有一項權利、有一些機會向基層政府提出來他們的預算編制的方案，項目設計的方案等等。

那麼這個層面的改革，我們可以把它統稱為需求面的預算改革。需求面積預算改革現在是很少，這樣就可能造成一種風險。錢是很多，特别是通過轉移支付下沉到基層的錢很多，但是基層政府它依賴自己官員本身的能力，他可能不足以花好這部分錢，也可能這些錢沒有花在中央政府政策所導向的那些政策重點上。

中國的基層政府是中國國家治理中是一個中流砥柱，在保民生方面發揮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政府成績不能比較的。因此在這個方面，微觀層面的改革是很有必要的。

Q：展望2021年的話，有補充觀點嗎？

王雍君：補充一個觀點，我們真的應該立即重視農村集體經濟的稅收減免問題。現在農村集體經濟是我們把它叫做真正的民生經濟，中國有廣大的農村，農村許多民衆的基本生活其實都依賴于當地的農村集體經濟。如果農村集體經濟這一塊發展的好，那麼在當地民衆的生活水準的保障和生活質量的提高是非常關鍵的。目前在農村集體經濟在發展中遇到了很多的問題，其中一點就是他們的稅收負擔。

所以從2021年開始，我想我們應該真正的重視農村集體經濟的稅負減免，至少減到50%。因為這個比轉移支付能夠更好地發揮促進基層民衆保民生的作用。如果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得很好，那麼對基層民衆的基本民生，還有當地經濟、底層經濟的發展，貢獻是無可估量的。

轉自經濟學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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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林光彬 審核：林光彬 編輯：王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