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史詩般改革開放進程的核心是“以扶貧促發展”并施惠于人民和增強國力的進程。作為其經典濃縮版的鳳凰模式主要講述領導核心如何發揮“第一推動力”的作用，完成把民衆帶入自我發展進程、最終完成物質脫貧與精神脫貧的故事。把該故事在學理上解讀為基于博弈論的“3+1”模式，即“角色（領導核心）+利益（以扶貧促發展）+策略（吸引力和參與）+結果（惠民）”模式，可望為升級發展理論和發展經濟學添加濃墨重彩的一筆，而鳳凰模式也可被視為“以扶貧促發展的中國故事”的一個标準化版本。

關鍵詞 扶貧與發展 鳳凰模式 領導核心 吸引力與參與 理論進化

作者|王雍君（韦德体育官方网站政府預算研究中心主任）

一、引言與概要

國慶長假期間，筆者赴湖南湘西鳳凰縣進行實地考察，偕同現任縣委書記和一位副縣長等走訪了菖蒲塘村（習近平總書記考察過）等若幹扶貧點，旨在獲取某些靈感以提煉一個“以扶貧促發展”的地方版本，使之具有可複制性從而成為中國特色的“以扶貧促發展”故事的一個标杆，還可為填補當代發展理論的盲點、充實其關鍵細節作出貢獻。鳳凰模式的輝煌成功，強化了其作為标杆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中國的“改革開放故事”譜寫了人類發展故事中最為華彩靓麗的篇章。古往今來，鮮少有哪個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内使如此多的人民擺脫了貧困，并在很大程度上把人民帶入可持續的自我發展進程。無論縱向比較還是橫向比較，中國模式的成功在人類發展史上是可圈可點的，因而被國内外廣泛解讀，而焦點始終是：“中國模式”的核心、特質和可複制性究竟如何？

然而，迄今為止的回應不能令人滿意。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充分關注“起點問題”和當代發展理論的内在缺陷。發展經濟學是發展理論的核心部分。

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是“普遍貧困”，絕大多數人是屬于“無産階級”，交織着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在此起點上，萬衆一心的渴望都指向一個清晰明确的單一目标——脫貧。盡快消除貧困，把貧困和饑餓從烙刻在中華民族心靈深處的悠久曆史記憶與恐懼中清除出去，成為以改革開放謀發展的中國模式最強大的初始動力。在整個進化史上，人類對貧困和饑餓的記憶與恐懼是根深蒂固的，一如缺失安全感。

把解決貧困問題與發展問題結合起來，将其解讀為改革開放之中國模式的核心部分，也就不足為奇。

把“中國模式”的核心講述為“以扶貧促發展”的故事，不隻是曆史的真實，也合乎“發展的邏輯”。

“發展的邏輯”把發展視為人類的永恒主題，而把脫貧視為發展的第一要務。沒發展，脫貧無望；脫貧無望，也意味着沒有發展。脫貧與發展因而不可分割。但在發達國家，發展的底線目标不再是脫貧，因為系統性貧困已經解決。

相比之下，中國不得不把脫貧作為發展的首要目标和國家戰略重點，采納以“以扶貧促發展”的模式。外部動力則來自嚴酷的國際環境和激烈的國際競争。無論如何，中國必須在國際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以扶貧促發展”不隻是國家戰略，也是銜接國家戰略的地方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放眼世界，系統性貧困依然困擾許多國家，但為“以扶貧促發展” 付出艱苦卓絕努力并堅持不懈有如中國者，又有幾個？

然而，當代發展理論并未為“中國為何把扶貧看得如此重要”提供适當見解。适當見解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大抵莫過于界定發展的三個綜合目标，這就是增長（蛋糕做大）、平等（蛋糕分享）和穩定（皆可持續）。很明顯，目标三分法遺漏了扶貧（消除貧困）目标。

扶貧目标不同于平等目标。扶貧目标關注社會底層人士的生存狀況，平等目标關注财富分配差距；縮小分配差距的政策努力，與扶貧政策努力并不一緻。因此，扶貧目标必須獨立于平等目标，把兩者混為一談不僅在邏輯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中也是有害的。

以“扶貧促發展”的中國模式之理論基礎，還來自對“個體生命尊嚴”的尊重與保障。生命的降世都是奇迹，生命美麗而脆弱，生命短暫，生命隻有一次。這些難道還不足以喚起我們對生命尊嚴的尊重和保障意識嗎？無論業已融入西方社會政治思想譜系的權利觀，還是早已紮根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民本觀，都有其共同源頭——尊重生命和關懷生存狀況。“權利路徑”和“民本路徑”高度互補，不可分割。

中國模式也根植于“窮人生命平等且優先”的理念。與富人相比，窮人更難以自身力量對抗其“人生無常”之宿命，因而更依賴集體力量。集體力量指向扶貧目标更具優先性。扶貧目标獨立于作為發展目标的增長和穩定目标，也獨立于平等目标，理應被協調一緻地優先追求。

中國模式還根植于如下理念：在适宜的制度框架下，窮人不隻是需要被幫助或救助的對象，更可為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發展不隻是富人的事業和故事，也是窮人的事業與故事。

最後，理論基礎與中國強調積極授權的政治制度密切相關。與許多國家不同，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享有非常寬泛和巨大的權力與權威，相應地承擔包括扶貧在内的某種意義上的無限責任，即“做人人都需要、人人依賴自己的力量做不好或不願意去做”的事情。

除了未能确立“以扶貧促發展”的發展觀和相關論證外，當代發展理論對關于“什麼驅動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問題”，也未能給出滿意答案；特别明顯的是沒有給“領導核心”在推動“以扶貧促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留出位置。筆者在鳳凰考察中發現，在中國特定的政治體制環境下，無論在初期啟動階段還是此後的深入推進階段，“領導核心”的第一推動力作用都是關鍵性的，但在當代發展理論中卻被忽視了。

在本文中，領導核心指“黨政一把手”領導的核心團隊；黨委書記作為其靈魂人物在其中起着獨特的關鍵作用，無論在戰略、決策，還是團隊分工與協作上，抑或“集體領導力”方面。

當代發展理論把驅動發展的關鍵因子鑒别為資本（人力和非人力資本）、土地、生産率和技術進步，“領導核心”概念甚至未能“進入法眼”，盡管其真實作用絲毫也不亞于這些可被結構化計量的因子，不妨稱之為“常規發展因子”。

無論如何，一個好的發展理論必須給“玄而又玄、其妙無窮”的領導核心留出适當位置，中國特定國情下尤其如此。常規因子無法自我發揮作用，也無法實現自我增長，除非依賴某種外部力量驅動。改進版的當代發展理論将其歸結為制度（institution）因子，但卻“不經意地”遺漏了“領導核心”因子。

鳳凰模式表明，在制度相對薄弱的環境下，“領導核心”的第一推動力是關鍵性的，這種作用無法簡單地歸入“政府角色”或“人力資本”的作用中。本文的中心觀點是：發展理論在講述“以扶貧促發展”的中國版故事中，“領導核心”的第一推動力作用是決定性的，因而應被單獨考察。這種決定性作用，不僅體現在制定和組織實施特定戰略與政策中，也體現在其結果的成敗得失乃至地方人民的集體命運中。

在“如何促進發展”的問題上，當代發展理論沒有提煉出兩個意義非凡的路徑——吸引力路徑和參與路徑，而兩者正是鳳凰模式取得成功的主要密碼，并且很可能具有普适意義（稍後論證）。吸引力路徑回答了“發展主要靠什麼”，參與路徑回答了“自我發展主要靠什麼”。

自我發展定義為“無依賴性發展”，即民衆可以自我掌控其命運的發展；領導核心和政府的“幫扶”依然重要且必不可少，但僅限于“幫扶”（而非代替或主導）。從根本上講，政府和領導核心的根本作用是把民衆帶入自我發展進程，緻力于創造民衆自我發展所依賴的那些關鍵條件。自我發展，才是終極意義的可持續發展。

在“發展如何惠民”問題上，當代發展理論存在一個關鍵的缺環：缺失鍊接機制的建構。當代發展理論雖然持守發展成果惠及人民的理念，并為此隐含地預設“促進三個綜合目标就是惠民”。三個綜合目标即前述的增長、平等和穩定，三者作為一般經濟政策（狹義發展觀）的綜合目标，約束與引導所有的部門政策與之保持一緻。部門政策（sector policies）即對應政府特定職能領域的公共政策，比如農業、環境、科技、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政策。

上述預設的不合理之處在于忽視了“發展與惠民”的間的鍊接機制。認識到發展與惠民之間常常存在鴻溝很重要，因為真實世界中“有發展無（少）惠民”的案例比比皆是，兩者間的鍊接機制正是當代發展理論的一個重大盲區。

鳳凰模式主要的獨特之處之一也在于此：“發展®惠民”間鍊接機制在領導核心中具有“強勢存在”，這就是稍後述及的“牽線搭橋”、“能人優先”和“能人幫扶”。這些機制既“玄而又玄”，因為很難量化；又“其妙無窮”，因為其真實重要性之高超乎想象。當代發展理論對此不屑一顧，一如對待領導核心及其“第一推動力”的作用。

與鳳凰模式相觀照不難發現：當代發展理論的解釋力和指導作用實際上相當有限，因而至少需要做出六項重大修正（參見圖1）：

把“以扶貧促發展”确立為發展中國家的正統發展觀

确認領導核心“第一推動力”的三個必備要素

把塑造吸引力和激發參與确立為兩類互補的基本路徑

把兩類路徑導入産業紐帶

“領導核心-塑造吸引力-激發參與”作為“第一推動力鐵三角”

把惠民（“獲得感”）确立為正統發展觀的終極目的

圖1表明：把鳳凰模式從學理上解讀為“基于博弈論的新發展觀”是适當的，可望為充實當代發展理論和以扶貧促發展的實踐提供普适性指導。

看似複雜高深的博弈論（game theory）實際上非常簡明扼要，也極具實用性，應用于解讀“發展的密碼”尤其如此。破解發展的密碼，不正是當代發展理論的天職嗎？不正是個人和社會渴望掌控自身命運的捷徑嗎？

基于博弈論的新發展觀以三個核心變量預言和掌控結局（成敗得失）。首先是“發展遊戲”中的角色（roles），其次是每個角色的利益（benefits），最後是謀取利益所采用的策略（tactics）。

在鳳凰模式中可以發現，唯一最重要的角色是領導核心（the core of leadership ），焦點是作為領導團隊的“黨政一把手”，黨委書記則是焦點中的焦點。“以扶貧促發展”中的角色是多元的，但領導核心在戰略、決策和“組織保障”中的作用是決定性的，甚至在最終結局上也是如此。

第二個關鍵的博弈論變量是利益——領導核心把“以扶貧促發展”和“惠民”視為至高無上的集體利益。政府的本質是服務人民，但說來容易做來難，除非一個足以被民衆托付重任的領導核心切實有效地發揮第一推動力的作用，無論在初期啟動階段還是深入推進階段。

第三個關鍵的博弈論變量是策略——領導核心把塑造吸引力和激發參與作為以扶貧促發展的關鍵路徑。稍後的讨論将澄清其重要性和操作性含義。

以上三個關鍵變量的交互作用在較短時間裡産生了皆大歡喜的結局：鳳凰模式的巨大成功。證據和事實最具說服力，但論證成功并非本文的關注點。

二、塑造吸引力模式

就路徑而言，鳳凰模式堅守着一個古老而曆久彌新的吸引力法則——為吸引力而競争，作為“領導核心”發揮第一推動力作用的關鍵支點。在此意義上，鳳凰模式具有普适性。

發展是人類的永恒主題，競争（competition）和合作（cooperation）則是發展的永恒主題，兩者都比各種特定方法重要和有效得多，大量案例和經驗研究證明了這一點。舉例來說，中國發展新能源汽車産業的最優方法，極可能是引入國際競争機制，而不是提供巨額财政補貼和其他優惠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下，衆多地方轄區在“以扶貧促發展”的事業中展開激烈競争，招商引資是其中的關鍵方面。然而，競争的本質是吸引力（attraction）競争很少被意識到，以至至今未有“基于吸引力的扶貧促發展”理論，但鳳凰模式恰好提供了珍貴的原型。

整個生物界和人類社會都在為競争力而競争，國際競争也是如此。二流或三流國家總是那些缺失吸引力的國家。在吸引力競争中落敗者必是輸家，而赢家必是最具吸引力者，無論國家、經濟體、公司、個人還是某個特定區域。

在本文中，吸引力定義為某個特定區域（如鳳凰縣）對外部的吸引力，以及對内部的吸引力。外部吸引力即吸引外地市場要素——生産、投資、工作和交易——流入本地的能力，本地吸引力即吸引本地市場要素“留守本地”的能力。在吸引力模式下，地方政府習以為常的招商引資顯得原始、粗糙且落伍了。

吸引力模式的訣竅是“塑造”。即便最為貧瘠落後的地區，也會存在某些“吸引力要素”，比如某些自然資源、景觀、餐飲甚至習俗。但在“未被精心塑造”的自然狀态下，吸引力隻是“潛在的”而非“現實的”，“隐性的”而非“顯性的”；打個比喻說，同樣是磁鐵，但“失去磁性的磁鐵”無法産生真實的磁鐵效應——吸引力效應，無力吸引或留住任何東西。

因此，吸引力要素雖然與生俱來（“就在那兒”），但隻有被精心組合才能形成現實吸引力。這個“精心組合吸引力要素”的過程即塑造吸引力模式的過程。

可以類比的是：具有“明星”潛質（吸引力要素）者并不少見，但隻是具備慧眼的“星探”才能發現并加以“包裝”，最終得以在銀屏上大放異彩以至“圈粉”無數。在這裡，“發現”和“包裝”體現了“塑造”（吸引力）概念的精髓，高度依賴智識人士的專業眼光和專業水準，但因其“玄而又玄、其妙無窮”的特質，始終進入當代發展理論的視界。

吸引力模式涵蓋兩個次級模式：（1）基于流動性的區位吸引力模式，（2）基于非流動性的特色吸引力模式。鳳凰模式把塑造特色吸引力作為重心，成為領導核心在最近10年中孜孜以求和不懈努力的焦點，最終修成“正果”。

在以扶貧促發展的故事中，清晰區分“區位吸引力”和“特色吸引力”至關緊要，并且具有普适意義。主要區别在于：前者“靠占個好位賺錢”，後者“靠營造獨特性賺錢”。

人類的經濟發展史有力地證明，貿易和生産要素總是系統地流向潛力區位，即以相對較低的預期成本和風險賺取較高預期回報的空間區位，使其幸運地成為少量“增長和繁榮區位”。

區位吸引力模式的實質是由“占了好位”支持的“集散地”模式，新加坡即為經典例子。活躍繁榮的海運與空運“留下的買路錢”，足以讓那裡的人民過上好日子，即便制度因素并非那麼出色。一般地講，潛力區位多為沿海城市而非内陸城市，多為貿易量大的繁榮航線而非偏遠地區。這是就大的地理空間而言的。實際上，潛力區位也會出現在特定區域内部。舉例來說，同一個城市的房價往往因區位不同而大不相同。

位居三省（湘、川、黔）交彙地的鳳凰縣也因其良好的“空間占位”取得了某些先天優勢。但與沿海地區相比，這些優勢相當有限。事實上，曆史上對貿易起過重大作用的沱江等河流航運早已廢棄，而被“河流景觀”功能取而代之。

因此，鳳凰模式的成功，主要并非源于“占了好位”意義上的成功。曆史上，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本身的内在價值雖然大得難以估量，但也并非大到足以決定命運的地步。

命運的決定性力量主要來自“内因”，即我們如何“看待”和“組裝”自己的特色吸引力。某些“特色吸引力因子就在那兒”，有些則需要另行添加。地處豫西山區的洛甯縣發展“高山牡丹”推動以扶貧促發展，即為“添加特色因子”以塑造特色吸引力取得成功的經典案例。

鳳凰模式更具代表性。這座堪稱“中華文化瑰寶”的中國西南明珠古城，在曆史的因緣際會中積澱了厚重的特色吸引力因子，但将其轉化為“磁鐵效應”仍有一步之遙，即所謂“萬事具備隻欠東風”。這個著名的“最後一步問題”（前面走了99步），對許多貧困地區構成了久久未能跨越的高門檻。“端着金飯碗讨飯”的例子并不鮮見。

鳳凰模式之所以脫穎而出，關鍵密碼就在于領導核心把“第一推動力”作用，首先鎖定于“認知和組裝鳳凰特色”以塑造特色吸引力，根植于四項質樸而深刻的認知：

對貧困和欠發達地區而言，真正缺少的不是資源和金錢，而是足以把資源和金錢引向本地的特色吸引力；

源于特色吸引力的磁鐵效應不會自動産生，需要被精心塑造；

即便“精心塑造”也可能走向失敗，各地大量的“人造古鎮”（工程建築等）即為經典例子；

所以，領導核心對什麼是“真正的特色吸引力”須存敬畏之心，并以卓越的戰略眼光和專業智識水準作為最佳保障。

吸引力模式的學理解讀如圖2所示：

如果不是身臨其境的細緻觀察和深入交流，很難了解個中微妙：領導核心的戰略眼光和專業智識，如何被日積月累地轉換為鳳凰古城的一磚一瓦、一碑一亭、一山一水和一人一故事，使之在局部和整體上産生難以抗拒的磁鐵效應。

第一推動力中這些難以被計量和結構化的發展因子，因其“駕馭”包括資本、生産和技術進步在内的特定發展因子，得以在中國當前背景下成為最重要的發展因子，卻被講述發展故事的發展理論拒之門外。

三、激發民衆參與

鳳凰模式的第二個支柱是激發參與，這是“領導核心”第一推動力的另一個關鍵方面，區别于作為前述第一支柱的吸引力模式。它基于如下認知：在“以扶貧促發展”的事業中，領導核心切實有效地肩負起塑造特色吸引力和激發民衆參與之重任，比做其他任何事情都強。

在過去數十年來，中國發展了“産業扶貧”概念并被各地廣泛實踐，但客觀結果即好壞參半并且大相徑庭。究竟是什麼造就了這些差異？

從作為原型的鳳凰模式中提煉出的答案是“參與”（participation），即領導核心的“兩手硬”：在以扶貧促發展的事業中，把想方設法激發民衆參與當作與塑造吸引力同等重要的支柱對待。這根植于如下認知：成敗得失無非取決于“吸引力+參與”而已；若無當地民衆的廣泛參與，吸引力不足以引向成功。

在這裡，焦點是行動層面聯結産業紐帶的民衆參與，區别于話語層面的“民衆話語表達+政府回應”模式。鑒于民衆既是“以扶貧促發展”之幫扶對象，又是自我脫貧與發展進程的主體，并且其分散性特定知識與信息可為“以扶貧促發展”做出重大貢獻，領導核心把激發參與作為平行于塑造吸引力的第二個支柱，都是适當的和必需的。

行動層面參與的紐帶是廣義的“産業”（industrial）。鳳凰的主導産業是旅遊，訣竅在于如何将旅遊與其他相關産業融合起來，形成一個足以“安置足夠多的本地人”的産業群。這裡需要應對兩項複雜棘手的挑戰：産業融合與“人員安插”。兩者都高度依賴領導核心的戰略眼光，但更重要的是專業智識。

“人員安插”指把足夠數量的本地人（貧困者優先）各得其所地“插入”到産業群和産業鍊中的适當位置，高度依賴參與機制的精心設計與實施。

這樣，鳳凰模式中的“産業扶貧”概念被細化為三個次級關鍵概念：

基于互補性（complementarities）的特色式産業融合

人員安插

貧困者優先

第一個聚焦産業扶貧中的“吸引力”。典型例子包括發展鳳凰的“高山水稻”，其附加植相當于普通水稻的5倍，吸引了大量購買，包括外地遊客到本地購買。第二和第三個聚焦“參與”。這樣，鳳凰模式賦予産業紐帶以至關緊要的特質：把吸引力和民衆參與融為一體。許多地方産業扶貧的失敗或效果不彰，更多地來自參與的失敗或效果不彰，而其認知根源可追溯到領導核心對“民衆能力”的誤讀上。

不言而喻，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和後進地區尤其普遍且嚴重，民衆能力不足和随之而來的民間部門協調失靈（coordination failures）是其中的關鍵方面，但常被誤讀，以至許多地區始終難以解決産業扶貧中的兩個參與難題——人員安插和貧困者優先。

鳳凰模式之所以具有普适性的标杆意義，領導核心對“民衆能力”的現實認知是特别重要的原因，其理念精髓就是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确信。

正是基于這一确信，甚至那些可能被視為“啥都不會”的人，包括年事已高的老人、孩童甚至文盲和殘疾人，也能被适當地“安插”到特色融合式産業群中的适當位置，從此有了得以安身立命的工作崗位和收入來源，并把“人窮志短”的精神萎靡徹底升級為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

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扶貧不隻是物質扶貧，更是精神扶貧。畢竟，人類的最高理想與終極價值不是由物質條件定義的，而是由“精神風貌”定義的；況且，精神扶貧對物質扶貧走着“其妙無窮”的提升作用，盡管很少被意識到。

巧用“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經典例子包括：老太太在公司化運營的産業鍊中向遊客現場展示（僅僅“展示”）手工紡紗，不具專業演技的男女老少在公司化運營的舞台上“演出”自己熟谙的真實生活場景……其中甚至連“勞動力”也算不上的人們照樣從中賺取收入。

諸如此類的參與機制涉及大量“玄而又玄”的細節。對這些細節的熟谙和巧妙運用，成為鳳凰模式中領導核心“第一推動力”的關鍵組成部分，對“以扶貧促發展”起着無可估量的作用，卻在當代發展理論中被不屑一顧。

為激發普遍參與，由領導核心精心謀劃的三類關鍵機制被導入鳳凰模式中：

公共公司

由政府組建與控制的公共公司主導産業開發與運營，以充分利用政府力量相對于民間部門的一系列相對優勢，包括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依賴整體規劃與集中性投資），處理投資開發方與當地民衆的利益沖突，确保公共資産（區别于商業資産）持有、保值與增值有明确的責任主體，以及支持參與（人員安插和貧困者優先）。

兩權分離

鳳凰模式恪守資産所有權與“分紅權”（虛拟股權）分離原則：公共資産所有權永久歸屬公共化公司（政府持有産權），但公司員工（參與者）享有公司利潤的固定分紅權——目前按年人均2000元*8%的标準分紅。

政府租賃

政府租賃當地原住民“景觀房”的使用權，以利納入統一籌劃的公司化開發與運營中，但原住民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保持不變。這種精巧的互利共赢機制使參與者在工資收入與分紅收入之外，還可獲得一筆租金收入（在目前每年3000元的基礎上按5%遞增）。

對參與模式的學理解讀如圖3所示：

四、在發展-惠民間建立中介鍊接

“以扶貧促發展”是一回事，使其真切地惠及民衆（“獲得感”）是另一回事。鳳凰模式的另一個重要特質是在兩者間建立鍊接中介，作為領導核心發揮第一推動力的第三個支柱。前兩個支柱是塑造吸引力和激發參與。

中介鍊接的重要性，可追溯至當代發展理論的一個重大缺陷，即關于“發展等價于惠民”這一不切實際的預設。在此隐含預設下，當代發展理論從未正眼看待過中介鍊接，盡管它對“以扶貧促發展”和“回歸發展本質”至關緊要。

基于“促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一功利主義立場，發展的終極目的就是惠民，可以廣義地解讀為改善民衆的物質條件和精神風貌，使其至少能夠滿足“文明人類”的底線标準。

鳳凰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歸結為領導核心對獨特的三類“中介鍊接”機制及其重要性的認知，從而避免了滑向“發展多但惠民少”的陷阱。

牽線搭橋

領導核心以其獨特的權威、資源和信息優勢，把自己熟知的外部機遇（如本地‘黃金茶’外地熱銷），帶給自己熟知的特定個人和“扶貧點”。高價值的“機遇信息”由“領導傳遞”意義非凡。

能人優先

機遇信息被優先傳遞給某個領域的“能人”，比如專業種茶者和黃酒釀造世家。機遇信息各種各樣，其中許多隻能來自領導核心。在傳遞機遇的同時，領導核心也為“能人”提供各種支持以助其成功開發與利用機遇。

能人幫扶

能人幫扶把政府責任外包或托付給“能人”，但“能人”必須幫扶一定數量的參與者，助其脫貧緻富。如此，一種意義非凡但常被漏看的乘數效應被确立起來。舉例來說：假設5個領導核心每人每年平均為20個“能人”傳遞機遇信息并助其成功，每個“能人”幫扶100個參與者，若持續10年，将有“5（領導核心）*20（能人）*100（參與者）*10（年）=10（萬人）”的乘數效應。

包含以上三要素的中介鍊接機制可視為領導核心主導的“對口支援”。有趣的是，對“以扶貧促發展”至關緊要的這種制度創新，恰恰立足于非制度化的日常化運作。因缺失“标準答案”，日常運作高度依賴領導核心的三項優異特質：

戰略眼光

專業智識

慈悲為懷

至此，對鳳凰模式第三支柱（中介連接）的學理解讀如圖4所示：

圖1-4呈現了領導核心的三項卓越特質經由三類路徑驅動“以扶貧促發展”的過程。三類特質即戰略眼光、專業智識和慈悲為懷，共同作為“第一推動力”的關鍵要素，分别導入吸引力路徑、參與路徑和中介鍊接路徑，最終轉化為發展與惠民的核心力量。這是鳳凰模式講述的發展故事中最為精彩華美的篇章，深具生命力和可複制性。

五、領導核心的三項卓越特質

每個國家、地區、組織和個人都有自己的“發展故事”。最令我們魂牽夢繞者，大抵莫過于準确識别和鎖定那些決定成敗得失的“關鍵因子”，源于人類具有追求成功拒斥失敗的天性。

關鍵因子無非就是“命運”，分解為“命類因子”和“運類因子”。前者即不可控因子，我們無從選擇，比如父母、出生時間和血型；後者為可控因子，我們完全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比如選擇努力而非偷懶、選擇從政而非經商、選擇投資而非儲蓄、選擇利他利己而非損人利己，如此等等。

我們每天都要做出或大或小的各種選擇（selection）。選擇有好壞之分、善惡之别，日積月累便決定了不同人的不同命運。從根本上講，選擇決定命運，個體選擇決定個體命運，集體選擇決定集體命運；命運因而由我們自己的選擇決定，人類大可不必屈從“天定命運”的安排。

以此言之，選擇才是解碼發展之秘的關鍵鑰匙。隻要我們持續不斷地做出好的和善的選擇，特别是事關重大的選擇，命運一定不會捉弄我們。個人如斯，社會亦如斯。

在中國廣袤的版圖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幅交織成敗得失的“發展故事圖”。有些地區發展良好，有些則發展不良；有些在發展故事中快速地脫穎而出，有些依然因未得要領而苦苦求索。

這一切的背後，起着決定性作用的力量正是集體選擇的質量。集體選擇即公共選擇或社會選擇，主要表現為委托代理關系下的代理決策，即代理人以委托人（納稅人和社會）名義做出的公共決策。在中國政治體制背景下，“領導核心”是最重要的代理人，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層面上。

就本文主題而言，衡量代理決策質量的基本尺度是“發展的質量與速度”，“惠民”是其中的關鍵方面。高質量的代理決策滿足三項标準：（1）積極作為（開拓進取），（2）“不折騰”（不亂作為），（3）惠民導向的發展成果。一般發展成果涵蓋增長、平等和穩定，涉及經濟、社會、生态環境等各個維度。

滿足這些标準必須确立兩類最佳保障機制——“責任建設”和“能力建設”，這是中國當前背景下具有劃時代的兩類社會工程。兩者都集中指向能量（權力與資源）最大的龐大公共官員，焦點則是本文一再強調的“領導核心”。唯有領導核心的代理決策，才是當代中國發展故事中最具決定性的力量。

正因為如此，領導核心層面的責任建設和能力建設，特别是“縣級領導核心”的責任建設和能力建設，從根本上決定了代理決策進而發展的質量。自秦代以來的兩千多年中，國家治理與穩定在很大程度取決于“縣級治理與穩定”。在此意義上，縣級領導核心在國家治理中發揮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也是面對和解決日趨複雜棘手的當代中國治理難題的最前線。

因此，縣級領導核心的代理決策質量恰恰是解開“發展之秘”的關鍵鑰匙。地方層面如此，國家層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如此。

與其他群體一樣，縣級領導核心代理決策的質量，從根本上講取決于責任建設和能力建設的進展。

與能力建設相比，責任建設面對的困難與挑戰更加令人敬畏。部分原因在于，前者涉及宏大而不失精微的制度（聚焦“問責制”）建設，後者主要涉及“廣義智識”概念的三個關鍵構件：（1）戰略眼光，（2）專業智識，（3）慈悲為懷。

三者反映了一個“優秀且充職”的領導核心的卓越特質。因其“價值位階”遠高于其他特質（如敬業），可被視為“卓越特質”；因其貢獻潛能遠高于常規發展因子（資本、土地、勞動力等），可被視為“超級發展因子”。以此言之，将其納入當代發展理論的“進化”方向是适當的和必需的。

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早期和中期階段，受托責任制度相對薄弱，需要付出持續不懈的巨大努力才能取得成功，最終轉化為保障代理決策和發展質量的關鍵因素。相比之下，能力建設路徑更可能産生低調務實的成果，短期而言更是如此。“短期”在發展故事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政治和國際競争層面的重要性，并不亞于“長期”。發展，多半是“等不起”的事業。

以上讨論，凸顯了縣級領導核心之卓越特質在發展故事中的特殊重要性，每個都有其确切且豐富的含義，在驅動惠民式發展中支持不同的功能。

戰略眼光對正确無誤地清晰确立“發展的目标感和方向”至關緊要。在鳳凰模式中，古城的保護、開發建設和運營交織着多元目标間的沖突，尤其是“文化目标”、“經濟目标”和“扶貧目标”間的沖突。”“開發式破壞”的案例比比皆是，但領導核心卓越的戰略眼光确保了鳳凰模式撇開了此類陷阱，使得這些看似相互沖突的目标被協調一緻和齊頭并進地得到全面追求。

與支持“做正确的事”依賴戰略眼光不同，“正确地做事”更依賴專業智識。正是專業智識确保領導核心“懂行”，無論經濟、政治、社會還是文化事物。即便在某個領域自己“不懂行”，核心領導也能通過“讓能人幹”的方式彌補不足。

慈悲為懷支持“負責任地做事”。理想情況下，責任依賴制度保障；但即便完美的制度亦非萬能，無法取代領導核心的慈悲情懷發揮作用。在鳳凰模式中，“慈悲為懷”優先指向對社會底層人士或貧困者生存狀況的關切，一種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關切，一種“玄而又玄”卻“其妙無窮”的“他者關切”，以至許多高級情感乃至民主決策理念從中升騰而出，最終轉化為驅動惠民式發展的一股強大力量。

至此，領導核心的卓越（領導力）特質與惠民式發展的關聯，可呈現為圖5。

結語

本文對鳳凰模式的學理解讀，能夠初步表明該模式具有普适性的标杆意義，也表明當代發展理論亟需進化，以系統強化其解釋、預測、指導（當下實踐）和引領（中長期明智行動）的能力。這是所有科學理論必備的四項功能。

為系統強化這些功能，當代發展理論亟需首先朝向“納入被漏看的關鍵發展因子”進化，“領導核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附着其上的三個關鍵次級因子是戰略眼光、專業智識、慈悲為懷。

每個次級因子涵蓋若幹所屬次級因子，即作為路徑因子的“吸引力”和“參與”，作為吸引力因子的“外地吸引力”和“本地吸引力”，作為參與因子的“公共公司”、“兩權分離”和“政府租賃”，以及作為惠民因子的“牽線搭橋”、“能人優先”和“能人幫扶”。

這些被漏看的“超級發展因子”超越作為常規發展因子的資本、生産率和科技進步，在真實世界中起着駕馭和引領常規因子的獨特作用，其顯著特征是非結構化的“玄而又玄”和難以量化的“其妙無窮”。以此言之，發展理論的進化要求“超級發展因子”被納入視野和被結構化，并适當量化其相對貢獻。

發展理論亟需進化的第二個方向是清晰區分兩類互補性的發展路徑，即吸引力路徑和參與路徑，這對矯正發展中國家常見的“有發展無參與”的“發展病”至關緊要，其主要負面後果是發展成果難以真正惠及社會底層人士。

亟需進化的第三方向是把“以扶貧促發展”确立為發展中國家的核心發展觀，“扶貧”概念亦應拓展為物質脫貧和精神脫貧的有機結合。

進化後的發展理論可望獲得一種嶄新的叙事能力，用以言說“領導核心把民衆帶入自我發展進程”的故事，并與西方國家背景下的發展叙事（制度焦點）相平衡。“人與制度”的相互關系，包括誰才是最終的決定性力量，作為發展觀中的永恒主題，并無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标準答案。标準答案可能是：人的力量和制度力量是高度互補的，但互補程度和方式因環境而異，并且是變化的。

本文對鳳凰模式的學理解讀，根植于“人的力量（領導核心）或許起着決定性作用”這一認知理念，尤其适合制度脆弱性相對突出的環境和發展階段。不言而喻，其正确性和正确程度是或然的，但三個明顯的優點是确切的：（1）可以得到大量經驗案例的支持，（2）較高程度的可複制性，（3）幫助鎖定關鍵發展因子。

可複制性源于領導核心的三個卓越要素并非“可遇不可求”。事實上，無論戰略眼光、專業智識還是慈悲為懷，各級政府和每個地方均可通過“精選領導核心”和“後天培育”獲得。如此，癡迷常規發展因子和高估其作用的偏向，可以休矣。

實地考察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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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緻謝：全程陪同筆者實地考察的鳳凰縣顔長文書記為本文素材來源和構思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