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疫情從外部沖擊着處于危機、蕭條和動蕩邊緣的全球經濟政治，然而最為關鍵的是，美國所主導的系統性金融擴張的邏輯從根本上形塑着全球政治經濟的體系性變化。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呈現出五大變化，即美國霸權危機、地緣政治經濟競争加劇、西方國家經濟主權危機、西方社會新沖突和種族格局的變動、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力量平衡的變化。中國需要遵循美國借由其所主導的國内與國際制度而向發展中國家轉嫁代價這一規律和事實加以抉擇，立足國内經濟大循環，嚴防輸入型危機發生；突顯經濟增長的社會邏輯，兼顧國家總體安全；鞏固經濟大國地位，發揮仁智大國影響力，推進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性實踐。
一、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經濟政治變局
新冠疫情不僅事關人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而且涉及到與人相關的财富、資源、物資以及領土等政治經濟問題。特别是在全球抗疫期間，社會流動性達到最低限度，然而高社會流動性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新冠疫情作為客觀的外在因素沖擊着原本處于危機、蕭條和動蕩邊緣的全球經濟政治，但是最為關鍵的是，美國所主導的系統性金融擴張的内在資本邏輯從根本上形塑着全球政治經濟的體系性變化。
（一）美國霸權危機
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變化根源于物質擴張時期與金融再生和擴張階段的交替更疊。在物質擴張階段，貨币資本使越來越多的商品（包括商品化的勞動力和大自然的恩賜）開始運轉；在金融擴張階段，越來越多的貨币資本從商品形式中自我解放出來，通過金融交易不斷進行，而且金融交易很大程度上從商品貿易和商品生産中脫離。金融擴張是“秋天的迹象”（布羅代爾），标志着在一個特定的國家特定的物質擴張進入衰退期。對金融市場上資本的激烈競争使得貿易和生産擴張減速，緻使收入和财富從各種團體向控制流動資本的機構再分配，而且其收益性膨脹并維持下去。一方面，金融擴張暫時使衰落中的美國權力膨脹，阻止着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崩潰的趨勢。另一方面，金融擴張擴大和深化了國家間、企業間的競争和社會沖突，将資本重新分配給那些允諾有更大安全性和更高回報的新興力量，如中國。
美國霸權危機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金融擴張長期演變的産物。正如阿銳基所言，“一旦金融擴張所導緻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再分配難以為繼，金融擴張必定氣數已盡。這方面惟一還存在的問題…是目前這一毫無規制的市場會在多快的時間、以多麼嚴重的程度崩潰。”金融擴張隻是暫時性現象，或早或晚地會以災難而結束，最終取決于美國如何應對危機。美國可以放棄現在的帝國主義模式，在國内進行大規模的财富重新分配或通過國内安排來尋求解決資本過剩的方法，然而美國仍然實行“量化寬松”政策以嫁禍全球，必然加速其所主導的霸權秩序的災難性崩潰。
（二）地緣政治經濟競争加劇
一方面，随着勞動分工的地理擴展和勞動過程一體化而形成的愈來愈複雜的生産體系，資本積累、國家間體系在地緣政治上不斷擴展和深化。另一方面，美國将地緣擴展和空間重組視為新冠疫情背景下解決美國國内政治經濟危機的方案之一。當蘇聯解體時，美國及其西方世界消除了蘇聯及其東歐國家的經濟威脅，由此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金融帝國将蘇聯、東歐等納入西方貨币體系，為病入膏肓的體系注入了新鮮血液，又重新享有權力。
資本的物質擴張正從北美轉向東亞，加劇了為生産性資源而争奪的趨勢。目前東亞作為世界範圍資本積累過程中最富有活力的中心而興起。這一迹象表明長期以來西方對亞洲的入侵和主宰都已經或将要回到原點。如大衛·哈維所言，“很難想象，美國會安然接受并适應東亞地區經濟的覺悟，或大方承認現在世界經濟重心正從美國轉向亞洲。”東亞區域政治經濟動蕩是新興世界中心的典型問題。目前來看，中國被重新想象為美國霸權的對立面，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東亞政治經濟将逐漸以中國為中心，還是仍處于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如果市場力量不足以實現具體目标或将桀骜另類的國家或機構納入資本主義體系，那麼美國就要在中國周邊地區和國家動用其（顯性的或隐性的）軍事力量、政治力量。
（三）西方國家經濟主權危機
在疫情防控中，決定政府以何種體制運作的核心是财政稅收。西方國家主權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經濟主權危機，尤其是金融主權危機和财政主權危機，弱化了國家在控制世界範圍内資本積累的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能力。大衛·哈維認為，“在社會開支（醫療、教育和軍事壓迫）上的危機、在消費資金形成方面的危機（房屋）以及科技領域的危機之所以發生在于這些領域的有效投資潛力都陷于枯竭。這些領域任何程度的危機都會表現為金融危機或國家危機，國家又因為其相對的獨立性而成為危機的獨立來源（具體為金融危機、債務危機、貨币危機以及國家開支的财政危機）。”
美國國内和國際行動自由受到更多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别是國家财政赤字及其危機。美國财政危機的實質就是富有階層控制政府，而且政府主導減稅，改變收入分配格局，制造了許多富可敵國的大富翁，卻導緻了民困國窮，以至于政府連維持基礎設施和辦教育、防控疫情的錢都拿不出來。當美國聯邦政府無法解決這種财政危機時，它們破壞了資本主義企業所需要的可以相對理性冒險的穩定社會政治環境。
（四）西方社會新沖突和種族格局的變動
大多數世界人口在與處于中心地位的發達國家的互動過程中不斷被邊緣化，因而國家間或國家内部的财富分配極不平等（發展中國家生産，發達國家消費；發展中國家儲蓄，發達國家借債）。在全球抗疫之際，世界福利将成為一種關鍵性政治變量而升至首要地位。正規教育、健康服務和營養性食物分配等福利制度将成為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一個支柱。當新冠疫情所涉及的基本健康問題非常迅速地擴展，超過了國家或世界健康保障體系應對它的能力時，其帶來的秩序振蕩将會變得難以控制。特别是美國的系統性金融擴張帶來巨大的收入再分配和社會錯位，促成了社會沖突的激化。恐懼、怨恨、排斥、抱怨、幸災樂禍和憤怒成為美國媒體上的高頻詞，預示着未來幾年美國新的社會沖突。
新的社會沖突很可能反映着更大範圍的無産階級化以及世界勞動力空間格局和種族格局的變動。在全球抗疫中，種族主題并未消失，而是在國家種族主義、民族主義中呈現出來。沃勒斯坦1995年時指出，“21世紀的問題将是種族分界線的問題。”種族主義具有進化論的色彩，即他人的死亡，劣等種族、低等種族的死亡，将使整體生命更加健康。如福柯所認為的，種族主義還有一種正相關的關系，即“你讓更多的人死，因此你就越能活下去。”
（五）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力量平衡的變化
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和融合是全球進程中的曆史現象。在全球政治經濟正從歐洲體系轉變為全球體系的過程中，文明間的沖突某種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支配地位滋生怨恨，更多的則是由于西方的優勢成為宣傳西方利益、觀念和價值觀的工具。在中國、韓國、新加坡、日本等亞洲國家抗疫中，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要義的東亞文明或甚亞洲價值觀彰顯了信仰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與美國帝國及其西方文明所依賴的信仰和權威體系發生沖突。如阿銳基所言，“處在我們前方的是，現代世界轉變為一個諸文明的共同體過程中所帶來的重重困難，它反映着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最主要的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文明再度興起——之間變動的力量平衡。不論這一轉變會如何劇烈和充滿痛苦都要依賴兩個條件。首先，西方文明的主要中心如何巧妙地把自己調适到一個不那麼高的地位，其次，中國為中心的文明再度興起，其各主要中心是否能夠集體承擔重任，為美國霸權留下的體系層面的問題提供系統解決方案。”
二、百年變局與中國抉擇
在百年未有之變局中，中國抉擇需要遵循美國借由其所主導的國内國際制度而向發展中國家轉嫁代價這一規律和事實，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進新時代戰略性實踐。
（一）立足國内經濟大循環，嚴防輸入型危機發生
高築牆，強權威，立主權，要防禦，“紮緊籬笆打好樁”，防止輸入型危機，實現國内經濟相對自我循環，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而轉向亞洲、歐洲與非洲市場，推進以人民币雙邊結算或易貨貿易。特别是要捍衛經濟主權、金融主權與财政主權，避免脫離曆史現實而盲目推進金融開放，防止金融殖民主義。一旦金融陣地失守，金融主權易手，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将處于非常危急的狀态，重蹈法國經濟和南美國家經濟的覆轍。
美國1974年才放開資本管制，加拿大、德國、英國等在1980年前後才放開資本管制。然而從1980年開始，許多發展中國家自願或被迫放開資本管制，走上了資本自由化之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是一場全球金融自由化運動的後果。日本、澳大利亞以及歐洲各國則嚴格把關、嚴防外資（資本化的紙币）滲透和控制本國主要技術、資源和産業，始終沒有把境外的美元紙币作為刺激本國經濟的手段。
（二）突顯經濟增長的社會邏輯，兼顧國家總體安全
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高度和視野，廣泛積累糧食、能源、貨币、教育、醫療、科技、軍隊等方面的儲備，特别要以政治措施積累和控制資本，以社會價值約束盈利沖動，保持貿易限制與鼓勵并進，适當保持工農業比例，尤其是提高農業生産力，因為如李斯特所言“生活必需品是個涉及國家獨立自主與國家權力的問題。”為此，中國要避免愚昧及純粹從經濟學看問題的方式或庸俗的政治經濟學，強調經濟增長的邏輯同時并不忽視保衛社會的邏輯，将經濟置于社會更大範疇下思考。
最為關鍵的是，要積累中國本土思想，擺脫對西方思想的依賴，從而以中國智慧支撐起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知識與道德的領導角色；要培養人才，造就偉大的政治家、深邃的思想家、戰略的金融家與外交家、傳道的教育家、工匠的科學家等各行各業人才。因而中國既要兼顧物理和社會基礎設施的投資（例如交通和通信網絡以及教研機構等），又要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更加突出和強調社會福利和民本主義目标。
（三）鞏固經濟大國地位，發揮仁智大國影響力
過猶不及，否則由盛及衰，由治至亂。因而中國有必要敏銳地洞察中國地緣政治經濟條件，以“不稱霸”的方略吸取大國目标與國家資源不匹配而導緻國家衰亡的曆史經驗，維系美、歐、亞多中心相對平衡，推進多極化發展趨勢，避免二元對立的兩極化思維和話語，以“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中國政治經濟哲學之道由經濟大國邁向仁智大國。
中國需要總結出符合人類安全基本需求（吃穿住行醫）的本土知識和經驗，進行政治經濟自我治理，開拓出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和發展道路，重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以解決美國霸權危機所遇到的問題和矛盾，從既定的治理、積累和社會凝聚模式的一系列斷裂中構建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