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極其特殊的一年：

一是，新冠疫情的沖擊，在程度上遠超以往，是多重疊加性的。無論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西方金融經濟危機，都遠不及這次沖擊。盡管前兩次沖擊都給我國經濟增長造成了很大困難，但均為單一性外部沖擊，主要是外貿與外資遭受較大壓力。這次，是内外沖擊一起發力，更是在尚未完全走出2008年危機後續影響以及美國對華政策幾乎完全轉向，特别是對華大規模貿易戰高科技産業戰的同時，爆發的力度更大的沖擊，是疊加性的。

二是，疫情的沖擊，是多方面多領域的。受到沖擊的首先是生命健康，緊随其後的是經濟活動，接下來是中美這樣的大國關系，及其帶來的地緣政治格局和全球治理體系。其中的大國關系、地緣政治與全球治理體系的較大以至重大變動，尤其是主要經濟體合作應對危機的意願與力度大大減弱，又深刻而全面地影響着全球範圍内包括貿易、投資、生産分工協作等在内的整體經濟活動。這是一個繼而往複的相互影響過程。

三是，全球産業鍊受到較大沖擊，多樣化、分散化與脆弱化的趨勢難以避免。過去多少年來，産業鍊在全球範圍内的拓展與延伸，呈現發達化的同時，也變得日益脆弱。全球産業鍊的重整，疫情之前就已經開始。上中下遊，任何一個環節的複産複工，均依賴其他環節能否複産複工，這在疫情沖擊下變得非常困難。緻使各主要經濟體加快産業鍊調整，以減少對外依賴的同時，也迫使各類企業重新認識與調整有關庫存及其相對成本問題。這對中國影響巨大，有利有弊。

四是，全球經濟增長不僅斷崖式下跌，通縮也是短期内面臨的主要問題。過去幾個月的相關指标，已證明了這一點。一些國家特别是美國疫情仍然看不到盡頭，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愈演愈烈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問題，将使主要經濟體的CPI與PPI繼續面臨下滑的壓力。這也為實施大力度政策刺激打開了大門。

五是，财富進一步趨于集中化，貧富分化與社會不公平程度進一步加大。這是任何一次無論什麼性質的大規模危機，都會導緻的結果。這将進一步導緻社會總需求減縮，加據經濟恢複增長的壓力。

為此，從剛剛結束的“兩會”審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看，中國政府做出了一系列部署，實施一攬子經濟救助與刺激計劃。初步估算，僅是包括減稅降費在内的财稅政策，實際增加投入8.25萬億元，預計有3倍以上的帶動效應。

接下來，關鍵是如何将這些政策落到實處，實現預期效果。對此，特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圍繞“六保”“六穩”以及《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應以國務院名義，制定發布相關政策實施的标準、條件、步驟、時間表等一系列具體細緻的規定，避免各部門與各級地方政府擅自随意行事，确保政策措施執行之中不走樣不扭曲。對此，可充分吸取1998年和2008年經濟刺激政策實施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

二是，進一步強化既有的中央政府督察指導機制。對照已确定的政策措施與實施細則規定，中央政府應更加有針對性地密集派出督導小組，或者考慮直接駐紮各級政府，并直插基層，持續而全面地予以督導，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三是，建立财政政策與貨币政策協調機制。對此，已有先例。為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沖擊，财政部與人民銀行曾建立定期協商的财政政策與貨币政策協調小組，我是當時的主要工作人員之一。這一次，應在國務院層面建立财政政策與貨币政策協調委員會，就兩項政策相互配合、協調一緻發力，确立定期不定期協調機制。對于兩項政策的協調配合，不可陷入教科書式的教條性争論，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以今年既定政策措施落到實處實現預期效果為出發點。

四是，從今年财政支出與信貸增量尤其是政策性信貸中，拿出一部分，作為專項基金，用于幫助那些過于依賴海外特别是發達國家低端市場的中小型出口生産加工企業的轉型。降低對美國等發達國家低端市場的依賴，促進相關企業轉型，增強經濟主導權，本來就已經是被動或主動在做的事情。這次疫情沖擊，導緻一些這樣的企業失去訂單甚至不再有訂單，國家應當加大力度幫助這些企業轉型，包括對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幫助。

五是，中央政府應密切監察相關部門與各級地方政府針對三農特别是農民宅基地方面的措施動向，應嚴禁在這個時期通過拆除農民房子“趕農民上樓”來實行什麼“大規模遷村并點”的措施。

我贊同并強烈支持長期從事鄉村研究的優秀學者所一再強調并呼籲的觀點，鄉村是中國快速大規模工業化、城市化與現代化進程中的穩定器與蓄水池。正因為保留了鄉村尤其是廣大中西部一般農業地區的農民宅基地與承包田，确保進城農民有退路，能夠在城鄉之間自由選擇，增強了勞動力市場的彈性，才使得中國能夠從容有效應對曆次重大内外沖擊，世所罕見地長期保持了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與社會穩定。應對這次疫情沖擊，中國鄉村仍然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民宅基地，即使暫時空置，也是一種必要的資源冗餘。在今年各方面對公共财政資源都有強烈需求的情況下，對于鄉村振興的投入，應盡可能向廣大中西部一般農業地區的鄉村傾斜，着重于保底式的雪中送炭，而不是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鄉村和極少數具有區位優勢與特定資源的鄉村進行錦上添花式的投入。

一方面，這有利于應對疫情沖擊；另一方面，有利于“六保”。2.2億農戶、6億多農村人口，總體上屬于弱勢群體，對這一龐大群體給予托底保障，有利于抑止社會不公平程度的加據，有利于提振社會總需求，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恢複。

六是，高度重視美元儲備資産與海外美元資産的安全，充分做好應對預案。在堅定不移地策略性持續減持外彙儲備中的美國債券資産的同時，趁機适時适度地加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範圍與力度。事實已經并将繼續證明，那種粉飾外彙儲備中美國債券資産流動性與安全性的說辭站不住腳，是對國家決策與民衆的誤導。面對一個不理性以至肆意妄為的美國政府及其政治勢力，中國龐大的美元資産尤其是海外美元資産，必須未雨綢缪。加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既是一種被迫，也是一種主動而明智的選擇。對此，應進一步啟動各種機制，比如，我國主導的亞投行，必須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