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是一場災難，但這場災難讓世界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中國，令人尊敬的中國，有速度、有效率、有力量、有能力戰勝疫情的中國。相信疫情過去之後，中國人的精神面貌會發生一個嶄新的變化，包括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信心，對自己賴以生存的家園的熱愛，對生命意義的思考，這又是一次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人們對待災難的态度，正是文明與野蠻的分水嶺。這場有關災難和死亡的教育，使我們更深層次地審視世界、審視人性、審視生命。經濟學的思維方式通常都直指人類社會現象背後的規律，了解這些，有助于我們分辨是非，作出個人的選擇。作為經濟學人，疫情過後，更重要的是站在全局角度，做理性的記錄、反思和警示。
相對于很多研究團隊的“預測模型”，其實直到現在，我仍然覺得判斷和“預測”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為時尚早。因為疫情對中國的經濟影響大小取決于：疫情持續時間範圍、政策對沖力度和政策成本。這并非單純的經濟學問題，也是醫學和社會學問題。
此次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非常大，特别是短期影響很深刻。但是我個人認為，短期不應低估、長期不宜高估。疫情是外生性、突發性、暫時性事件，其影響雖然會作用于許多方面，但不會引起趨勢性偏離和系統性偏離。疫情沒有改變中國經濟下行壓力，疫情也沒有改變貨币寬松的方向，同樣，疫情也沒有改變資産配置的方向。從長期來看，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發展的基本趨勢不會改變。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疫情期間“我國經濟表現出堅強韌性和巨大潛能。”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一直按照自己獨特且前所未有的方式，不斷積累一個大國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各類物質、智力、精神、組織和制度資源，不斷培育一個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内需潛力，而且我們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了一套比較有效的能夠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應對風險挑戰的政策制度體系，特别是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上的優勢。中國在世界經濟的鍊條中所起的作用是無法被替代的。我國制造業産業體系在全球的産業鍊、供應鍊、服務鍊、價值鍊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而且，中國的制造業對于全球的制造業來說，影響極大。這就是我說的中國經濟具有“韌性”和“潛能”的根本原因。“千裡萬裡春草色，黃河東流流不息。”疫情不會中斷和阻止中華民族的複興之路，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
并不能将經濟下行壓力全部歸結為疫情的影響。疫情也沒有改變貨币寬松的方向，也沒有改變資産配置的方向。如果我們不把握住這個長期趨勢，就會對疫情給中國經濟産生的影響做出戰略性誤判。
非常時期采取的非常政策，是正确的非常之舉。事實上，我們在很多方面已經形成了共識：
----在貨币政策方面，要适當降息降準，引導實際利率下行。這是“改革式、市場化、結構性”的降息降準。要疏通利率傳導機制，改善流動性分層。當前的降息是新型降息，力度節奏都和以往有所不同。
----财政短期有困境，但是國債、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和專項債券均需擴大。要落實消費稅逐步下劃地方，增加國企利潤上繳。基建投資随人走，尤其要轉向對人的投資。優化減稅降費方式，從當前主要針對增值稅的減稅格局，轉為降低社保費率和企業所得稅稅率，提升企業獲得感，真正讓企業和老百姓得實惠。我此前曾多次呼籲，像取消農業稅改革一樣，大力減免甚至減除小微企業的稅收，讓它們得以減負和發展。
但是，我一再強調，韌性的中國經濟不宜實施強刺激政策。就我國當前的情況來說，實行強刺激政策明顯弊大于利。
----經濟下行并不一定是壞事，這也是市場的自我調整和修複，是強制性地擠出泡沫、淘汰落後産能、刺激創新。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說的那樣：“這是必須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價。”我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顯然不是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強刺激政策不僅不利于結構調整，而且會妨礙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
----強刺激貨币擴張造成的直接後果是通貨膨脹、貨币貶值。資本的價格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市場價格，不應随意幹預。财政赤字貨币化也會造成居民儲蓄财富蒸發、擠出私人投資等嚴重後果。要防止所謂的“新基建”造成新一輪的擠出效應，造成新一輪“國進民退”。
----政策是有時滞的。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曾經說過，在經濟領域，一個行動或者制度，可能會産生不止一種效果，而是會帶來一系列後果，有些是當時能看到的，而有些則得過一段時間才能表現出來。防止目前的強刺激政策，造成将來更嚴重的産能過剩，緊接着是再一輪減速和失業。
----要謹慎防止對金融、資本市場的過度幹預。因為疫情是典型的外生沖擊，這一期間因“過度反應”做出的“超調”，可能也是理性的反應。随着疫情逐步控制，經濟活動回歸“正常”後，資本市場所受沖擊也将逐漸消除。
----不宜污名化房地産市場。房地産是實實在在的實體經濟和制造業，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不可低估。房地産市場要進一步放松政策，适時調整限購限價政策，适度放寬監管額度限制。房地産政策應從過度收緊回歸中性穩定。政府工作報告裡面也已經指出，要“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産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這無疑釋放出了新的信号。
疫情期間，“看得見的手”發揮到極緻有情可原，因為行政力量雖然有時簡單粗犷，應對突發事件卻行之有效。但疫情過後，還是要依靠“看不見的手”，恢複經濟的正常秩序。權力要對權利充分尊重。政府在采取結構性調整政策時，應當注意劃清政府、企業和市場的權責界限，着力培育有助于企業恢複和發展生産的外部環境，決不能使此次疫情防控成為政府越位、擴權的契機。公共服務是現代城市的基石，應該将公共服務當成核心資源的載體而不是配套，這要求各地政府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防止“社會治理能力缺口”。
疫情過後，要進一步擴大資本流動，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開放，着力破除行政性壟斷，積極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基礎産業放寬準入，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建議以此為突破口，大力度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營造一個萬馬奔騰、千帆競發的嶄新局面。同時，要防止狂熱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擡頭，着力降低貿易壁壘，而且其政策幅度要适當大于各界的預期，要适時考慮逐步利率市場化和彙率浮動制，逐步開放資本賬戶。
疫情不僅是對個人的考驗，更是對企業的大考。面對這次事關企業生存的壓力測試，優秀的企業應該用一種工匠精神，把産品當成藝術品當成生命去做，做到最好、最精，春暖花開，無問西東；應該主動進行自我革新和換血，努力向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轉型。企業現在要敢于“做減法”，甚至有壯士斷臂的決心；同時，聰明的生産商要和員工、供應商、政府形成命運共同體，共克時艱。須知，上行市場有風險，下行市場才有機會。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主角，是創造就業和财富的重要力量，是促進發展和合作的主力軍。改革開放以來，市場機制激勵了中國企業家精神，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關鍵所在。通過此次疫情，企業家還應靜下心來思考企業未來。此次疫情着實對中國企業的發展前景帶來了極大的不确定性，但創新、品牌維護和應對不确定性，本來就是企業家的三大任務；能否将危機轉化為契機，則考驗着企業家的敏銳觀察和精準判斷。
“無民不富，無民不穩，無民不強，無民不活”，在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中，民營經濟始終是創造就業和财富的重要力量，是促進發展與合作的主力軍；未來中國市場經濟的深化演進，也有賴于民營經濟的複蘇和發展。“留得青山，赢得未來”，要給國企和民企提供一個公平的環境，平等競争、優勝劣汰；由市場由價格而不是行政指令配置資源；不宜過分的扶大壓小；産權包括人身權、财産權、人格權，要得到有效保護。如果我們失去了對民企的信念，制造出越來越多的管制和幹預，中國的未來就面臨更多的曲折和危險。相反，如果我們堅定了民企和民營企業家的信心，不斷推進改革，完善市場機制，中國的未來會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