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雍君：今天我想給大家呈現一個不同于傳統框架的财政學基礎理論框架。這個框架打破了按學科和流派組織的财政學體系。目前各高校使用的财政學教材，大緻都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财政學，其核心部分從陳述市場失靈開始，導出經濟學意義上的财政職能——由馬斯格雷夫在1950年的經典著作中給出的配置、穩定和再分配職能，之後給出兩個應對市場失靈的路徑：一個是政府間财政安排，焦點是支出劃分引導收入劃分，以及兩類劃分的不一緻導出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另一個是财政政策，與貨币政策和彙率政策一同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工具使用。這個框架隻有四個核心概念：市場失靈、财政職能、财政體制和财政政策。其他内容都屬于外圍部分，比如收支分類和财政學流派介紹等。

至于經濟學視角以外的财政問題，同樣被“肢解”到相關學科中，主要是政治學、公共管理與公共行政、法學、史學和社會學等。

财政學的主體性哪裡去了？沒人知道！

沒有主體性的财政學，充其量隻是其他學科的附庸：既沒有獨立成形的研究對象，也沒有依研究對象邏輯式展開的研究體系，因此也就有沒有獨立成形的财政話語。到目前為止，财政學仍然采用其他學科話語“說自己的事”。更大的問題還在于，圈内人士似乎早已習慣于躲在别的學科之樹下言說“财政枝幹”，因為财政學未被建構為一棵足以與其他主要學科的“平行之樹”。

此局面由來已久，造成三個主要的負面後果。首先，即使圈内人士也很難就财政問題做理性溝通，如果不是陷入無謂意氣之争的話，此情形有如火星人與地球人之間的各說各話。其次，支離破碎的知識體系很難避免一大堆瑣碎觀點的陳述與羅列充斥于教材、教學和研究中，以至于引導“提對問題”、“正确思考”和“激發洞見”變得無比困難，甚至很難分辨财政專家與略知财政問題的普通公衆之間的差異。我帶碩士與博士研究生很多年了，客觀地講，在看到論文時不生氣已經很好了！因為要發現滿足其中任何一個要求的論文都頗不容易。

剛才聽尚希院長說正确提出一個好問題勝過解決十個問題，深有同感。記得愛因斯坦說過，提出一個好問題勝過找到100個答案。問題提不對，又不會正确思考，更不用說有什麼洞見，原因是什麼？概括起來有兩個，一個是财政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體系過于支離破碎，間接導緻很多學生很難以一個起碼的概念框架來建構和陳述問題。

另一個是财政學的英文專業文獻看得太少。目前财政學和知識體量已經非常龐大，因為從斯密時代開始已經200多年了。期間西方學者的貢獻相對而言比中國學者大了不少，畢竟人家的時間更長，因研究财政問題而獲諾獎的學者全是西方背景的學者。作為客觀事實，中國确實有差距。因此，要想在這個領域有小小的建樹，沒有足夠深厚的英文文獻積累幾乎是不可能的。當然，還有一個投機取巧的方法，那就是自我想象或主觀臆斷地提出某些單獨的觀點，或者把它展開為更多的次級觀點。之所以稱之為“主觀臆斷”，其原因在于這些觀點通常既無法被證實，也無法被證僞。也就是說，無法說它錯，但也無法說它對。

科學的焦點不是what，而是why。觀點式的财政思維，幾乎全由what主導，原因很簡單：幾乎從來不去過問一個基本問題——真實世界的财政過程是這樣的嗎？這種“不觀照現實”的财政學，類似于科思曾經批評過的“黑闆經濟學”：在課堂上條條是道，一對照現實就全部露餡！

這就涉及支離破碎的财政學現狀帶來的另一類後果：無力指導豐富多彩的财政實踐。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現代财政制度、促進國家治理的宏大命題以後，财政改革的頻率加快、力度加大，但隻要略看一下中文文獻就知道，學界的回應依然是零碎式的觀點回應，而不是基礎理論層面的系統性回應，類似于停留于“授人以魚”而非“授人以漁”應對饑餓的局面。一種基礎理論如果不能系統回應現實挑戰，也就談不上“理論”，更不用說“基礎理論”。真正的基礎理論必須滿足四項條件：統一解釋、充分預見、指導當下實踐以及引導未來明智行動的方向。現在這樣的理論尚未出現。

因此我們需要去建構它！

今天把我一些思考的初步成果跟大家分享，歡迎各位批評指正。我把這個财政學的新知識體系稱之為“智識财政學”，焦點并非具體觀點，而是搭建有助于激發提對問題、正确思考和形成洞見的整體框架。這個框架并不排斥計量模型，但它約束與引導計量模型或數學方法從屬于三個更緊要的問題：提對問題、正确思考和形成洞見。所謂垃圾論文，無非就是其中一個也不被滿足。現在主流教學和研究方法明顯“走偏”，那就是偏重數學方法。數學是所有科學的基礎，也是所有科學研究的主要方法。

這原本沒有問題，無需争執。問題在于：至少在社會科學領域，數學工具的重要性不能通過本身得到證明；相反，其重要性隻能通過它對“提對問題”、“正确思考”和“形成洞見”的潛在貢獻，或者至少對其中一個的間接貢獻，得到證明！如果沒有潛在貢獻，至少也得與三項要求保持一緻。既看不出潛在貢獻，也看不出一緻性，純粹是把計量模型和數據堆上去，甚至不惜篇幅去證明，之後做些通常無關痛癢的參數檢驗，之後得出通常更平庸的結論，甚至檢驗結果與預期不符的話幹脆通過修改數據或參數使之“強迫”與預期一緻。這類現象已經不是個案，随處可見，包括級别比較高的刊物的某些文章。

此類作為，除了進一步使财政學誤入歧途外，不會有多少正面意義。

提對問題和正确思考比計量模型更重要。現在高校教學非常重視計量模型，我發現模型做得很好的學生中，不少學生不太會思考，也不太會提對問題。隻要财政學的知識圖譜未被正确搭建和理解，學術研究、教學和實踐中的種種問題仍将延續和放大。

最近幾年我寫了幾篇論文，中國知網組織翻譯成英文，國際上推薦了幾篇文章，焦點正是以知識圖譜呈現财政學基礎理論框架與知識進程。如果沒有一個好的知識圖譜來呈現知識發展的進程，我們又如何能夠回應智識性挑戰？在這個時代我們尤其需要智識，因為智識才是系統應對挑戰和建立良好思維習慣的最佳選項。日益複雜的經濟社會問題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公共财政層面，沒有足夠的智識真的很難思考好、應對好。

知識圖譜和智識财政學正是針對财政學作為“尴尬顯學”的現狀提出來的。财政問題上涉國際，下及民生，涉及博大精深、治國經邦的大學問。唐朝中期的傑出理财家楊炎有過名言：“夫财賦，邦國之大本，生民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朝曆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大計一失，則天下動搖。”

現在的财政學有兩大問題：第一個是研究對象不明确，第二個是研究體系淩亂。财政學話語也很貧乏，有很多盲點。主要根源之一在于按照學科思維組織知識體系，被肢解為碎片化的知識體系，缺乏獨立成形的統一話語和主體地位。加上課堂上的啟發式教學基本上全部讓位于“我認為……”的特定觀點式教學和計量模型主導的教學，學生很難從中學到多少真正有用的專業知識。

特定的觀點隻是提對問題和正确思考的自然結果。在大學課堂上，啟發提對問題和正确思考的教學方法實在太少了。很多博士生問我，“老師我寫個什麼題目呀？”我說，隻要是社會痛點，學術研究不充分的都是好題目。但是他們找社會痛點、找文獻研究不充分的領域找不對，選一個好題目都很難，很難理喻。為什麼會這樣？不得不說，教育界同行們在用易懂的方法向非專業人士解釋财政學的關鍵内容，引導“提對問題”、“正确思考”和“形成洞見”方面做得非常不夠。

基本的解決方案是還原現實，搭建知識圖譜。目前财政研究中的主觀臆斷相當常見。基于确定的事實而非主觀臆斷建構的财政學，才真正叫做還原現實，也就是站在真實世界的角度去考慮問題，而不是“我認為……”。

搭建好的知識圖譜必須基于确定的事實。包括宇宙在内，萬事萬物皆有一個根本源頭，如果這個邏輯起點不對，整個知識體系搭建就是沙灘上建堡壘。

财政學的根本源頭是什麼呢？就是公衆的錢财問題！目前我國财政支出占GDPR的比重将近五分之二，規模非常大。

把公衆錢财問題作為财政學知識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必需的，部分原因在于這是一個真實的和意義非凡的起點。如果沒有一種明确的财政話語把國家和政府拿的、花的錢稱之為“納稅人的錢”，那麼，整個财政學的知識體系将會全面崩塌，然後倒退到人類步入民主時代以前的王朝國家時代。

以此言之，财政學可定義為研究伴随獲取與使用公衆錢财而來的人類公共生活的處境、困境、秘境的學科。這樣去定義它，我們才能明确研究什麼：研究處境，處境在實踐中可能會演化出困境；擺脫困境需要出路，就叫秘境。我們要有這樣的思路去思考。

知識圖譜的搭建是3-5個核心概念。任何一門成熟學科最多隻有3-5個核心概念，其他的概念和整個體系是由此牽引而出的。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是一部劃時代的革命性著作，他用了四個概念，即運動的三大定律和萬有引力，卻可以解釋種類繁多的現象，确實令人贊歎。我們應該以這樣的方式去思考。

在我的知識圖譜中，财政學有三個核心概念：一個是公衆錢财，拿錢、花錢都是公衆的錢财。第二個核心概念是社會物品。我贊同劉小兵教授的觀點，公共物品這種概念解釋力非常弱。第三個概念是普遍利益。這是三個最基礎的概念，其他的财政學概念都可以從這裡牽引而出。這是一個認知層面的邏輯線索，很難去否定它，因為太真實了，也太重要了。

所以，在我看來，财政過程無非就是一個由“投入-産出-成果”表達的社會化過程，即社會獲取财政投入、把财政投入轉換為财政産出以達成财政成果的過程。财政投入即财政資源和财政權力，财政産出即公共政策與公共服務——或者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稱之為“社會物品”，财政成果反映财政産出需要達成的根本目的：概括起來無非有兩個，一個是與基于個體偏好的社會偏好相一緻，另一個是反映集體主義價值觀視角的社會凝聚力——由“财政共同體”概念表達。

這個過程中會遭遇到很多的困難和障礙。因此我們要去解讀處境如何演變為困境，困境又如何去擺脫呢？追溯答案需要訴諸财政場域（fiscal fields）。這是我創造的術語，但不是憑空創造，而是有其客觀真實且邏輯上很清晰的基礎。有了這個概念的引導，我們就能關注為何許多國家、政府和社會沒有能夠有效地完成“投入-産出-成果”的循環式轉換，從而尋根溯源地找到出路。

社會物品有兩個層次，一個是财政制度，一個是公共政策與服務。兩者都有明确的“社會邊界”，比如中國納稅人的錢支持中國的公共政策與服務，這些政策與服務在國家邊界以内是開放性的；在邊界以外是封閉式的，根本就不是“公共物品”——充其量也隻是外部性或外溢（spillovers）而已。少量例外或許可以理解，但也隻是例外。國家内部也有更小的社會邊界，比如各個地方轄區。人類天生就是地域意識很強的社會動物，這與社會物品概念很契合。此外，真實世界中，隻要大緻仔細地觀察一番，就不難發現多數政府提供的大多并非公共物品，而是“社會共同體”負責提供的私人物品或準私人物品。由于這兩類原因，把公共物品當作智識财政學的研究對象并不适當，隻有社會物品才完全契合：無論邏輯還是現實。

當代社會中政府的基本職責就是交付公共政策與服務。政府的本質是服務人民，納稅人的錢财隻有被有效地轉換為社會物品才有意義與價值。

公衆錢财作為财政學的邏輯起點如此真實、如此宏大、如此确定無疑，足以讓我們把财政學知識體系搭建其上。如果一個學科體系沒有堅實的、确定的起點，一個宏大的、真實的起點，那就是宗教了。宗教不需要一個真實的起點，“我認為……”就可以，我相信就可以。科學的知識體系必須有一個真實确定的邏輯起點，就财政學而言，這個起點如果不是公衆的錢财又是什麼呢？沒有公衆錢财的拿和花，根本就不會有财政問題和财政學。

有這麼一句話與各位分享：“世上最開心的事莫過于花别人的錢”，“世上最困難的事莫過于花好别人的錢”。政府花好納稅人的錢，存在很多障礙，花好納稅人的錢非常難，所以财政學才是一門艱深的學問。因為它關注的是普遍利益，又是一門高尚的學科。

公衆錢财分兩個層面，一個是資源存量，一個是收支流量。中國是公有制國家，存量财政這一塊是非常大的，比收支流量大很多。

在智識财政學中，社會物品定義為社會成員共擔義務、并共享權益的共同體物品，不同于公共物品。真實世界中政府提供的大多并非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解釋力實際上非常有限，比如基本住房保障，給窮人分發現金，這些都是私人物品。為什麼政府提供那麼多的私人物品呢？因為它被看作是社會共同體的集體責任，如此而已！也就是說，不是因為它們是公共物品，隻是因為它們是社會物品。我們通常習慣經濟學的公共物品定義，解釋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這種解釋力隻是經濟學的視角，真實世界中政府提供的物品就是社會成員共擔義務、共享權益，無論是私人物品還是公共物品，我們都把它看作是概念化的社會物品。隻有這樣的定義我們才有能力解釋現實。

财政制度是社會物品的一個層次，涵蓋基本原則、基本原則引導下的财政規則，還有财政規制。财政制度約束與引導公款管理、财政職能、政府間财政關系、财政政策、财政績效。制度的功能是社會贊同和推動履職。概括起來，财政制度肩負兩項重大使命：一是約束引導财政權力的運作，二是約束和引導财政資源的運用。如果财政學往下分為兩個分支的話，一個是言說财政權力的财政學，另一個是言說财政資源的财政學，兩者“清晰區分、緊密結合”正是“美好社會”的關鍵性的前提條件。一個美好的社會是需要去精心組織的，一方面能夠有效利用稀缺資源，另一方面又能夠以較少沖突的方式把社會組織起來。資源的充分利用加上人際關系的和諧，大緻定義了“美好社會”，因為人類公共生活的最高理想和根本意義也可從中升騰而出。

建構現代财政制度的諸項基本原則中，首要的是法定授權。未經公民或其代表正式批準不得拿錢和花錢。幾個月前，全國人大财經委邀請我做了一個直播。因為人大在審查批準預算決算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我們現在用“法定授權”這個概念去表達的話，就可以把财政學的視野擴大，包括立法機關在内，因為授權征集收入、開支公款和舉借債務皆為其“天職”。法定授權原則正是公款管理的底線。真正的公款隻是納稅人的錢。

二是受托責任。授權以後代理人有很大的權力，濫用權力的風險就大了，因此公民把權力授予政府的同時，還必須把責任授予政府，形成以責任制約權力的制度安排，這就是受托責任的原則。财政代理人對委托人關切的目标與利益負責，這個責任原則怎麼落實？法定授權怎麼落實？其中有許多豐富的細節，隻是可惜我們現在的财政學話語太貧乏、視野太狹隘，呈現不了那麼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内容。

三是财政透明度原則，即相關财政信息内的充分披露。四是預見性原則，關注消除可得資源與法律法規的不确定性。五是公共參與原則。即公衆話語表達與政府回應。這五項原則環環相扣，邏輯次序不能颠倒，以此形成現代财政制度建構的五項基本原則，全部都是良治（good governace）的基本原則。

普遍利益有時被稱為國家利益、公衆利益或公共利益，這裡無需就此展開讨論，因為真正的問題不在于使用什麼樣的概念，而在于概念能夠清晰表達的實質是什麼。普遍利益有兩個要素：一個是偏好一緻。政府的稅收/支出方案應最大限度地滿足公民偏好，概論起來，這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的核心元素。财政民主的基本問題就是個體偏好揭示與偏好聚合問題。集體意志不能抽象掉個體價值。目前的财政學缺乏對“偏好”的關注，西方财政學在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如果政府處理稅收和支出問題不需要考慮社會成員的價值與偏好，問題就簡單了，但也全然沒有了高尚意義與價值。另一個是表達社會融合或凝聚力的共同體概念。我們對财政問題的處理，共同體的忠誠感與歸屬感無比重要，集體主義價值觀永遠不可放棄。國家并非适當的基本分析單元，合适的集體概念是共同體。

至此，知識圖譜呈現的财政過程可表述為：把公衆的錢财轉換成社會物品，以社會物品促進普遍利益。這是一個宏大複雜的社會化财政過程，我們要好好研究它。這裡面涉及了三個問題：什麼是财政過程的本質？财政過程是怎樣展開的？财政過程的處境、困境、秘境應該如何呈現出來？

如果把财政看作一個過程，這個本質就是共同義務。公衆就是納稅人，為什麼要把錢财交給政府？因為我們有共同義務。個體和集體都有共同義務。集體就是共同體，負有保護和惠及其所有成員的共同義務。為什麼政府要向公衆提供社會物品，促進公衆的普遍利益？因為政府負有這樣作為的義務，也就是作為共同體代理人的義務。集體就是共同體。個體也有共同義務。從義務開始的思想結構的優勢非常明顯，因為如果不能表明财政義務的合理來源與限度，約束、引導财政權力與财政資源以促進普遍利益就是一句廢話。也就是說，我們談論的财政問題、财政資源、宏觀稅負等問題，必須要追溯到個人和集體的合理義務是多少？來自何處？如果這些基本問題解釋不清，其他财政問題也很難說清楚。義務觀财政學才是講财政學是研究拿人錢财、替人消災的高尚學科。

财政過程的展開因而可使用5個核心概念表達：社會物品、公共政策與服務、财政制度以及财政偏好和社會融合。後者也可表述為财政共同體或社會凝聚力。

這五個核心概念用以約束與引導财政學的全部内容，主要有五個模塊：公款管理、财政職能、财政體制、财政政策、财政贊同。财政贊同是财政規則本身的社會贊同，還有作為财政結果績效的社會贊同，這兩個層次非常清楚。五個模塊的邏輯關系也是如此：先由公款管理帶出來财政職能，财政職能帶出來财政體制，财政體制确定以後才會有财政政策問題，财政政策最後會有一個結果，也就是績效層面。财政學從公衆錢财這裡出發的話，是一個很合理的出發點，很難動搖。遵循這些邏輯線索建構的财政學，便具有了堅實的客觀基礎，從而徹底告别“黑闆财政學”。

财政過程的展開還涉及其他問題。這個過程不會自動進行，需要有工具來驅動把公衆錢财轉化為社會物品以促進普遍利益的進程，這個進程依賴于财政制度、組織架構和技術方法。财政學不研究組織架構的傳統早就該終結了。

好的财政制度從邏輯上講還必須是獲得廣泛持久社會贊同的制度結構，涵蓋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這兩個一般标準。推動政府履職是另一個重要标準。政府必須制定實施公共政策，以合理成本向民衆交付充分和優質的公共服務。

組織架構層面的問題幾乎未進入财政學視野，這不正常。不妨直接提一個相關問題：财政部門和發改委合并會不會更好一點？财政問題會不會因此處理得更順暢一點？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組織架構，目前在财政學的研究裡面基本上是沉默，沒有人說這事，無論組織形式還是組織激勵。

知識圖譜的進程應該呈現處境、困境、秘境，這個概念我用一個詞來表示叫“财政場域”，是什麼意思呢？一個是強制納稅，強制性是必要的，但強制性也會帶來問題，政府無論花多少錢，反正是強制你納稅，這就有了過多赤字、過多負債、過多支出和财政不可持續的風險。另外一個是集體行動帶來的白搭車問題，實際上還有集體迷失這個後果。

這些都表達了财政過程的困境，但困境還有其他來源：公地悲劇和代理問題。财政資源是一塊公共資源，免費的資源。世上免費的好東西都會被糟蹋了，沒有例外。内蒙的草原、山西的地下煤，都是公地悲劇的經典例子。公共财政資源和财政權力何嘗不是“公地”？另外一個是委托代理問題。正因為存在困境，公衆的錢财通常很難轉換為社會物品，就算轉化對普遍利益的促進也有限，所以我們應該努力去揭示是什麼障礙和困難妨礙了财政過程的有效展開。這是我們要獨立去研究的大視野财政學。這些分析在宏觀背景下可表述為社會困境：個體理性之和招緻集體非理性。

悠悠萬事，财政為大。當代财政學應有能力解讀人類發展進程中那些宏大而精微的問題，但财政學的現狀堪憂。知識圖譜的建構與應用可望作為救濟之道。

概括起來，财政學的未來首先取決于我們這代人的思考能力。首要的是保證思維方式既合邏輯又對照現實，其次是與“我認為……”之類的大話空話套話徹底決裂。

感謝各位的聆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