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與背景

張載（1020-1077）“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弘論，在當代發達的财經社會背景下，對知識分子群體依然極具感召力。盡管如此，就财經類知識分子群體而言，把社會責任的鑒别與擔當引向“三正”界定的思考方向，也可能是适當的和必要的。

在本文中，“三正”指：（1）立場之正，即持守普遍利益的“正覺”；（2）目的之正，即持守社會改善的“正知”；（3）見解之正，即持守專業理性的“正見”。澄清每“正”的确切和豐富含義，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在此之前，簡要陳述相關背景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一萬多年來，人類先由狩獵與采集時代步入農業時代，繼而經由近代産業革命步入大工業時代，随後經由市場經濟的發展進入商業時代，直至融合科技進步而邁向如今财經力量主導的财經社會時代。

不妨把财經社會定義為“金錢力量”（“财經”）在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起主導或關鍵作用的社會，即超級發達的商業社會。财經社會中，政治力量依然起着決定性作用，但相對于金錢力量呈下行之勢；作為“軟實力”的傳統文化則似乎走向絕對衰落，并在很高程度上由金錢力量代表的“硬實力”取而代之。把财經社會稱為“一切向錢看”的社會，雖言過其實但并非全然離譜。

著名的“熵增定律”揭示萬事萬物都有混亂無序意義上的退化傾向，無論自然王國還是社會王國，無論器物、人類的精神還是社會關系領域。生命個體亦無例外，因為一旦出生就注定走向衰老與死亡。我們所能做和應該做的，無非就是創造和積聚“正能量”來對抗無可避免的熵增以“苟延殘喘”而已。

這幅使人怆然的悲涼圖景尖銳地拷問“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何在”。面對這一曆久彌新的人類永恒主題，或許最簡單也最合意的答案就是“救贖”。

就本文關注的話題而言，救贖意味着财經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和由其預設的社會責任的認知與擔當，涵蓋“适當是非觀”結合“适當成敗觀”的雙重訴求，作為對财經社會背景下的熵增定律的抗衡機制。

給定其他條件，财經社會的熵增定律施加的腐蝕性力量，在廣度與深度上遠比非财經社會強大得多。就其自然屬性而言，财經力量是中性的，與是非善惡無涉，一如科學技術；但在人類如何對待的意義上，财經力量具有服從熵增定律的傾向，傾向于腐蝕一切，尤其易于腐蝕人類精神和社會關系，從而走上退行性病變的不歸之路。

我們（個人與社會）該如何對待财經力量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是一個“什麼該與金錢挂鈎、什麼不該與金錢挂鈎”的問題，也就是市場經濟确立适當邊界的問題，其重要性、深刻性與複雜性實際上遠遠超過想象。

在财經社會背景下，個體與集體的主要麻煩在于：在不該與金錢挂鈎的地方“偏要挂鈎”時，熵增定律的腐蝕性就開始發揮作用，因而需要财經知識分子發揮獨特的“救贖作用”。

什麼不該與金錢挂鈎呢？一般答案是：在“市場經濟”所界定的四個維度之外，一切都不應與金錢挂鈎。四個維度即生産、工作、投資與交易。在這裡，“交易”僅指純粹的商業交易。

一般地講，把公立教育（知識）與醫療衛生（公衆健康）作為商業交易對待——綁定金錢——是不适當的，并且深具危害性。教育體制與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之所以效果不彰，未反思并緻力消除深層根源或許是主要原因。無論如何，知識有知識的邏輯，健康有健康的邏輯，商業有商業的邏輯。在知識邏輯與健康邏輯被混同于商業邏輯時，麻煩就出現了。這是财經社會中熵增定律腐蝕性的經典例子。

更大的麻煩出現在人類個體的精神領域，以及聯結個體與集體的社會關系領域。這是兩個最易被熵增定律腐蝕并産生最嚴重後果與影響的高風險領域，但因其隐秘性、分散性和長期化而難以被深刻洞察，而一旦“嚴重的壞結果”顯現時往往錯失了采取明智行動的最佳時機。

在此視角下，财經知識分子的角色、使命和社會責任，就是比其他社會群體更早、更準确地預見到情勢發展及其潛在後果與影響，并提醒人們和社會采取适當的預防性行動；相對而言，事前的“迎合式解讀”、事後的“救火式解讀”和具體的對策建議，反倒是次要的，甚至是多餘的。

為此，對财經知識分子而言，采納“處境困境秘境”的過程思維既是必需的和适當的，無論針對人類個體精神還是社會關系的救贖。就近年廣為人知的“PPP模式”的例子而言，處境思維意味着明了此項政策舉措之背景，困境思維意味着準确預見此舉招緻或誘發問題（problems）、麻煩（troubles）直至陷入困境（dilemma）的過程與機理，在此基礎上謹慎地給出預防與走出困境的希望所在（秘境）。

一并采納系統論思維（從森林到樹木的思維）同樣至關緊要，由此與流行的“觀點式忽悠”區分開來。系統思維的要義是：系統的整體功能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子系統（“節點”）的功能之和，這取決于組成系統和次級系統的各個節點是否被有機地緊密聯結起來。在讨論“公共預算改革”的例子中，這意味着最有價值的表達不是表達特定觀點，而是預見組成預算體系的各個構件間的“聯結方式”如何對整體的預算功能産生影響，包括正面與負面影響。

本文關注的“救贖責任”遠遠超出思維方式，而擴展至“三正”意義上的責任救贖。“三正”即持守普遍利益的正覺，持守社會改善的正知，持守專業理性的正見；以此作為财經社會背景下個體精神救贖和社會關系救贖的一般方法，用以對抗熵增定律的腐蝕性影響。正是這些腐蝕性影響使個體精神和社會關系不由自主地滑向沉淪與堕落。許多時候人類能夠做的，不是步入最優（天堂），而是避免步向最壞（地獄）。

二、持守普遍利益立場的正覺

知識分子群體典型地屬于“言論表達類群體”。每個個體和每類社會群體都需要表達，事實上也是如此。獨特之處在于：知識分子群體的表達，理應是“以知識為基礎的表達”。

然而，知識本身是中性的，可以用來服務于“善”，也可用來服務于“惡”的人類目的與意圖。幸好，判斷善惡是非的客觀标準總是存在的，這就是“立場站隊”問題。

不言而喻，财經知識分子理應向普遍利益站隊，拒斥向狹隘利益站隊。精确定義普遍利益與狹隘利益十分困難，但一旦真實面對，即可立即意會，一如“色情”很難定義但面對即可意會一樣。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如何分辨普遍利益與狹隘利益，而是在面對抉擇時該如何站隊——基本的立場問題。

财經社會中，“利益”（interests）如此現實、誘人和高度地群體分化與地域分化，突出了立場站隊問題的重要性和複雜性。表面上，财經社會把各種各樣的世俗利益簡約為統一貨币尺度的金錢利益，但在群體和地域意義上，金錢利益是高度分化的——“你的、我的、他的”至少在心理層面是清晰明确的，成為人類個體與集體行為最原始、也最現代的主要驅動力量。

然而，利益分化的現實，并未模糊普遍利益與狹隘利益的界限。被模糊化的隻是立場站隊：面對兩類利益的潛在和現實沖突，站向狹隘利益還是普遍利益？

人類個體具有本能的和理性的自我保護和自利優先（于他利）的意識，由此驅使其本能地和理性地向狹隘利益優先站隊，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此處之“利”，自然指狹隘利益。

自利優先的站隊意識，作為常規人類個體的“自然習性”與理性選擇無可厚非，但對财經類知識分子及其立場持守而言，卻是完全錯誤的！因為由此滋長的巨大“負能量”，将驅使經濟與社會朝向錯誤方向感與目标感的發展。

财經社會的一個主要特質是“個體清醒加集體迷茫”。個體是清醒的，因為狹隘的金錢利益如此實在、具體而誘人；集體則是迷茫的——承載個體乘客的那艘“社會之船”究竟向何處去？個體清醒與集體迷茫令時下的中國十分糾結，也令如今的世界（“國際社會”）十分糾結。

對此，财經知識分子能夠并理應救贖的，就是以堅定不移地持守普遍利益立場的“正覺”，作為“是非觀”的基石，用以形成評估個體、政府、商業組織财經活動的普适性标準。

人類具有評估活動（activities）的興趣與能力，以利在資源稀缺性中更好地安身立命。然而，評估不應隻是“評估成敗”——績效評價，更應一并“評估是非”。人類區别于動物的一項高級特質正在于其是非觀。動物隻論成敗、不論是非，人類既論成敗、更論是非，而且隻是在成敗觀被置于是非觀的約束與引導之下，才得成為健全的人類。

當今中國社會對“成功人士”的評價，多采用“隻論成敗，不論是非”的姿态。這種明顯的錯誤對個體精神和社會關系的潛在腐蝕性影響，幾乎是災難性的，在以金錢（經濟财富）論成敗時更是如此。

采納基于責任（responsibility）的是非觀，輔之以成敗觀的雙重評價标準，可望作為最佳救濟之道。責任标準也是雙重的——自我責任和社會責任。贍養父母、善待親友為最基本的自我責任，依法納稅和熱心公益為最基本的社會責任。人類責任的自然發展總是從小到大的過程，一如“愛”的發展。這意味着對自我責任評價優先于社會責任評價。

相應地，财經知識分子理應以持守普遍利益立場作為首要的社會責任擔當，包括源于此立場的謹言慎行。謹言慎行正是财經知識分子自我責任的核心，也是社會責任的題中之義。

個體責任和社會責任涵蓋兩個基本成分——是非觀與成敗觀。次序很重要：先是非觀，後成敗觀。“正覺”概念的确切含義，可理解為融合是非觀與成敗觀的自我責任與社會責任意識，而以采納和持守普遍利益立場作為兩類責任意識的準繩。

這一準繩具有普适意義，可被廣泛應用于對豐富多彩的财經活動的“财經知識分子表達”。

财經活動區分為公共領域（“公共财政”）和私人領域。就公共财政而言，持守普遍利益立場就是持守納稅人立場。一般地講，隻是當人民概念被系統地轉換為納稅人概念時，現代性（不是現代化）才能真正融入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心靈，成為現代性的真實起點。

據此，在設計與實施公共财政活動和評估其是非成敗時，财經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強勢表達納稅人立場；焦點在于公共部門是否在以合理成本持續交付納稅人偏好的公共政策與服務，用以增進普遍利益。

在這裡，需求面思維遠比供給側思維來得适當和重要。就納稅人立場而言，重要的不是公共部門做了些什麼，而是納稅人關切的那些利益與目标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善，焦點是公共服務的數量、質量（藥品與食品安全性等）、成本、及時性、可得性、平等性（拒斥歧視與偏見）和持續性，以反映服務人民的政府本質。

以時下蓬勃發展的績效評價運動為例，重要的不是績效評價的範圍（“縱向到底、橫向到邊”），而是如何确切地（基于可驗證的客觀證據與事實）惠及納稅人。很明顯，時下的任務式績效評價模式與此背道而馳，但學界的聲音很小。

這隻是此類不勝枚舉的例子中的一個。就現狀而言，這些例子能夠揭示财經知識分子持守“正覺”立場多麼困難、差距多麼巨大，以及多麼令人擔憂。

納稅人立場與政治家的理想與抱負不僅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财經知識分子應緻力于在兩者形成鍊接與平衡，以此作為持守普遍利益立場的基本方法。

在這裡，首要的依然是是非觀，其次才是成敗觀。普遍利益立場的持守首先以是非觀衡量，聚焦财政權力的運用方式；其次才以成敗觀衡量，聚焦理想财政成果的三個核心層級，即總額财政紀律、配置有效性和運營績效。持守納稅人立場要求對這些基本專業術語确切含義的基本理解，持守正知（見第三部分）和正見（見第四部分）也是如此。

基本的“财政是非觀”集中體現為良治（good governance）的五項基本原則，每項原則都反映财政權力的運用方式。财經社會的顯著特征是：商業組織掌控着巨大的商業權力，國家和政府則掌控着巨大的财政權力（fiscal powers），涵蓋征稅權、支出權和舉債權。這些權力的運作方式足以産生廣泛深遠的影響，無論在個體精神還是社會關系領域，也無論在成敗觀還是是非觀層面。

發展背景下的成敗觀聚焦三個綜合目标：增長（蛋糕做大）、平等（蛋糕分享）和穩定（皆可持續），與理想财政成果的上述三個層級緊密相連。良治背景下的是非觀則聚焦五項基本原則：法定授權、受托責任、透明度、預見性和參與。

如此，持守普遍利益立場的“正覺”，集中體現為持守三個綜合發展目标的成敗觀，以及優先持守五項良治原則的是非觀；目前兩類聲音依然虛弱，這是财經知識分子第一類（正覺）社會責任意識與擔當不足的明顯标志。

在區别于公共财政的“商業财經”領域，正覺類社會責任意識與擔當不足，集中表現為對拒斥“非平等互惠（生産、工作、投資與交易）行為”的表達不足，以及拒斥“過度市場化行為”的表達不足。

前者涉及盜版、垃圾論文、腐敗、舞弊、裙帶關系、尋租、設租等種種損人利己之舉，以此言之，财經知識分子群體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為社會朝向“劣币驅逐良币”的發展負責；後者涉及公共知識、公衆健康、公共權力乃至道德良心等被過度商業化之舉，以此言之，财經知識分子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為社會朝向“西風壓倒東風”的發展負責。“西風”即金錢，“東風”即高于金錢價值并且不應以金錢衡量其價值的價值。

三、持守基于社會改善目的的正知

知識本身是中性的，但在目的論上卻是非中性的——既可被用于促進狹隘利益、也可被用于促進普遍利益。在知識被作為促進普遍利益以達成社會改善之手段的意義上，财經知識分子才具有第二類社會責任的認知與擔當。社會改善（social improvements）定義為旨在改善個體生态狀态的集體方法。

财經社會的發展極大地強化了個體生存狀态對社會改善的依賴性。社會由獨立個體成員通過“關系紐帶”相互聯結組成。人類天生為社會性動物。人類組成社會的終極目的與意義，在于改善生命個體的生存狀态。因為個體生命降世本身就是奇迹，也因為個體生命美麗而脆弱，還因為個體生命短暫，更因為個體生命隻有一次，所以，個體生命和生命尊嚴具有最高價值，須被全力尊重與保障，使其免于被蓄意傷害，無論傷害的是身體、身體的器官還是器官的功能。

然而，在傷害風險極大的不确定性世界裡，個體力量對抗傷害的能力十分有限，改善自身生存狀況的能力也是如此。結合為“社會”的邏輯由此而來。進化使人類領悟到“一人為衆，衆為一人”的集體力量，才是改善個體生存狀況和免于被蓄意傷害的最佳保障。

文明越發展，個體生存狀态的改善越是依賴社會改善。文明發展的實質是日益增強的相互依賴性。在農業時代，一家農戶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獨立于其他農戶和社會，以至“萬事不求人”是可能的。工業社會、商業社會尤其是當代财經社會的發展，把局面完全扭轉過來：任何個體成員的利益，都與其他成員乃至整個社會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一旦失去這種社會性聯結，個體利益迅速受損，甚至無從安身立命。

可見，文明越發展，文明也越脆弱；文明越脆弱，文明發展越倚重社會改善。此次全球性新冠疫情再次把鮮活的例證呈現在我們面前。

财經社會也典型地屬于“組織化關系壓倒人格化關系”的社會。個體與其他個體的社會關系，在很大程度上被組織化關系取代。自近代工業革命以來，兩類最成功的組織分别是商業（公司）組織和政府（公共）組織。傳統社會中單向的人際關系，幾近被淹沒為“個人與組織”和組織間的關系。

組織化關系是非人格化關系。在這種新型的社會關系中，普遍大衆的個體聲音與力量日趨式微，在社會契約中表達贊同的條件日趨退化，取而代之的是組織的聲音、力量與贊同。就公共事務（如“公共财政”）和集體事物（如“産業發展”）而言，個體成員的影響和控制力變得微不足道，組織（平台）的力量則變得無比強大。在此環境下，焦慮與躁動的大衆心态不斷滋長與蔓延開來。

但問題還有另外一面：強大的媒體力量使得某些社會個體成員“更易于出名”，“一舉成名天下知”的“爆紅案例”也屢見不鮮。經典例子首推娛樂圈，“财經圈”亦在其列。

有必要總結一下這裡的核心觀點：如果說财經社會朝向“利益關聯性”的發展系統強化了社會改善的重要性，那麼，朝向“組織化關系”的發展則系統地提升了社會改善的可能性。相對于強大的組織力量而言，獨立個體的力量變得微不足道，無論其數目多大。财經社會中，發展得最成熟也最強大的組織力量，首先是公共組織（“公共部門”）的力量，其次是商業組織的力量，最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第三部門”的力量。積極地看，藉由制度規則與科技進步的雙重支撐，組織力量已經變得無比強大，由此創設了社會改善的無限潛能。

與緻力于資源整合以達成社會改善的組織力量不同，财經知識分子主要通過“言論表達”尋求社會改善。在這裡，社會責任涉及的不隻是持守普遍利益立場的“正覺”，更是持守基于社會改善目的的“正知”，即如何建立“有機地緊密聯結”發展目标與良治原則的知識，以及“合理預見可預見的非意願後果”的知識，涵蓋制度健全性和技術健全性這兩個基本方面。

兩類“正知”不僅為集體迷茫型财經社會創設至關緊要的目标感與方向感，還提供達成目标所需的至關緊要的方法與工具，并且提供因果分析以充分預見可預見的非意願後果。這種彌足珍貴的事前糾錯機制，反映了現行公共決策程序與機制中明顯缺失的關鍵一環。

第一類“正知”關注如何把制度與技術同發展目标有機地緊密聯結起來，根植于“以發展目标論成敗”的成敗觀。發展（development）是人類的永恒主題。在這裡，“正知”涵蓋對發展政策三個一般目标及其相互關系的确切理解，聯結這些目标的制度安排與技術機制，以及兩者通過怎樣的步驟和方式同目标建立有機地緊密聯結。

在這裡，制度安排涵蓋各類公共政策工具，比如财政政策、貨币政策、公共預算、政府投資計劃和中期财政規劃。公共政策大緻分為兩類：跨部門的“一般公共政策”和部門政策（sector policy）。最重要的一般公共政策是一般經濟政策即發展政策，涵蓋增長、平等和穩定這三個綜合目标。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也是典型的跨部門政策，可視為第二個層級。部門政策則作為第三個層級，通常對應政府職能的各個領域，比如教育、醫療、科技和環境保護政策。

在這裡，“聯結”的一個重要含義是：财政政策與貨币政策作為發展目标的核心工具，約束與引導部門政策協調一緻地全面追求發展政策的三個綜合目标——增長、平等和穩定。三者間存在潛在沖突，因而需要在一個協調性框架内予以追求。

在商業财經（區别于“公共财政”）領域，聯結也是重要的和必需的，但商業實體以赢利為目标，缺失将自己的所作所為同發展目标相聯結的意識和合理動機，以至同發展目标間的不協調甚至抵觸目标的風險很高。财經知識分子理應以自己持守的聯結類知識，在事前、事中和事後表達基于目标聯結的真知灼見。然而，就現狀而言，失責很普遍，源于目标聯結語境常被噪聲驅趕或淹沒。噪聲集中表現為一大堆雜亂無章的特定觀點表達，很難讓人弄懂究竟要說什麼（目标與聯結）；看起來什麼都說了，其實什麼都沒說——缺失真正有用的信息含量。

總而言之，第一類“正知”聚焦如何建立有機地緊密聯結，關鍵詞分别是“聯結”和“聯結方式”，通常很少被意識到，更不用說被适當理解。

“聯結”與“能力”相連。從最本質的意義上講，能力（capacity）概念的核心正是聯結與聯結方式。正常人之所以具備自如地運用身體、身體的器官和器官的功能之能力，正是因為人體器官間、組織間間令人歎為觀止的精巧聯結。這些聯結是有機地而非機械的，緊密的而非松散的。

同樣，一個國家、民族、政府、組織和個人是否具備追求目标的充分能力，也取決于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聯結方式與程度。能力的重要性源于改善。沒有能力就沒有改善（improvements），能力不足則改善不足，如此而已。能力建設概念常被誤作“培訓”，而無關“有機地緊密聯結”，包括組織架構層面的聯結（“部門間”與“政府間協調”）。一般地講，忽視“聯結能力”的能力建設戰略很難取得中長期成功。直到今天，聯結類知識的特殊重要性和複雜性依然未被充分理解。

第二類“正知”關注預見特定制度安排與技術機制的非意願後果。這些制度安排與技術機制被用于聯結目标，包括部門政策目标、跨部門政策（财政與貨币政策）目标，以及兩者所支持的發展政策的三個綜合目标。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是“完美”的，旨在聯結目标的制度安排和技術工具亦不例外。不可能完美意味着其非意願後果必須被充分預見，否則，一旦實施勢必出現某種程度的失控，導緻實際結果過多過快地偏離目标或期望值；而一旦“壞結果”顯現時，往往錯失了最佳的糾偏時機。近期的典型例子包括“PPP模式”、任務式績效評價和産業補貼（“給錢”取代“競争”）。

沒有人能夠預見到一項努力或行動的所有負面後果，但大多數潛在的重大負面後果一開始就是可以合理預見的。一個簡單實用的方法就是“給出并比照門檻條件”。

在PPP這一大型複雜的例子中，完全可以合理預見的門檻條件至少包括：足夠的行政管理能力，有效的部門間協調，标準化的成本效益分析，被成熟運用的最低費用選擇法（方案擇優），基于産出的最優合同能力，腐敗、舞弊、尋租與設租是偶發的而不是系統性的……并不滿足這些門檻條件的“現狀”也是完全可以預見到的。這意味着，如果運用基本的因果分析法，在政策制定的當時就發出“PPP當十分謹慎”的強勢聲音，此後的結局可能會好得多。

可以合理預言，隻是在把“聯結能力”與“預見能力”作為能力建設戰略的兩個支柱，社會改善的可能性才可望獲得飛躍式擴展。财經知識分子理應通過言論表達（“正能量”）擴展這種可能性，作為社會責任認知與擔當的關鍵方面。

“聯結能力”和“預見能力”相輔相成。聯結，要麼是目标導向的聯結，要麼是原則導向的聯結，由此形成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的兩類範式（paradigm），分别基于成敗觀（以目标論成敗）和是非觀（以原則論是非）。原則導向範式預設的不是目标（一般目标與特定目标），而是預設原則（principals），旨在為所有人創建助其安身立命的機會均等。

兩類範式的有效性都依賴聯結程度和聯結方式的有效性，根植于系統的基本原理：系統的整體功效取決于最薄弱的一環（木桶原理）；隻是在組成系統的各個節點間形成有機地緊密聯結時，整體功效才會最大化。

相對于“聯結能力”而言，“預見能力”更重要。人類具有把手段與目标聯結起來的自然傾向，相比之下，對特定聯結的非意願後果進行充分預見則并非如此，因而需要訴諸“後天刻意”的因果分析，并将其作為公共決策程序與機制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财經知識分子可以并且應該在此發揮獨特作用。

“預見能力”的相對重要性還與如下認知相關：良好的願望，常為通向墳墓鋪平了道路（美國當代經濟學家薩缪爾森語）。通俗地說，就是“好心辦壞事”。案例充斥于人類進化史、社會史和經濟發展史。

對此，我們能夠并且應該做些什麼呢？答案就是“合理預見”，即基于因果關系的充分預見（“一切皆是因果”）。不幸的是，目前高校中基于計量模型的“統計相關性”教學，早已全面壓倒了意義與價值深遠得多的因果分析教學，導緻理解社會王國高度依賴的思辨能力極度不足，進而直接或間接損害社會改善高度依賴的“預見能力”。

在财經領域中，“好心辦壞事”的例子層出不窮。财政分權（fiscal decentralization）化改革是其中明顯的一個。大量實證研究表明，财政分權化在發達國家相當成敗，但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則遭遇了普遍的失敗，或者效果不彰，中國亦不例外。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的“休克療法”也是經典例子。

此類例子表明：失敗或效果不彰原本并非必然，但在“忽視合理預見”的意義上具有必然性。合理預見涉及兩個方面的比較：識别成功的門檻條件，以及确認現狀。成功的财政分權化改革的門檻條件很多，地方政府對當地民衆的受托責任（比如獨立公正的選舉與有效的公民監督）機制，就是其中特别緊要的一個；至于“休克療法”，最明顯也最重要的兩個門檻條件分别是強有力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保障國有資産不會落入腐敗者之手、隻能流向最具經營管理能力者之手的制度機制。多數門檻條件完全可以合理預見，現狀更是如此。

所以，改革失敗或效果不彰的學術根源，至少可以部分地追溯到财經知識分子的失責：未能持守與“預見性能力”相關的知識，以适當方式強有力地傳遞給決策者、管理者、媒體、公衆乃至整個社會。

以此言之，财經知識分子在認知和擔當“合理預見可預見的非意願後果”之社會責任方面，依然任重道遠。如同對聯結類知識的持守一樣，對預見類知識的持守較之持守一大堆特定觀點重要得多，且不說許多特定觀點很難經受起基本常識和邏輯層面的質疑。

四、持守基于專業理性表達的正見

知識分子群體的力量主要源于言論表達：不隻是基于持守普遍利益立場的表達，也不隻是基于社會改善目的的表達，亦應是基于專業理性的專業表達——基于專業知識的表達。

人類事務的多數（尤其是複雜）領域中，專業知識（professional knowledge）區别于且高于經驗知識（experiential knowledge）。知識分子群體的主要特質就在于其作為專業知識的主要生産者、創新者和傳播者，這一角色是其他群體通常不具備的，也是财經知識分子認知與擔當第三類社會責任（“正見”）的基礎。

“正見”的基本含義是“真知灼見”，通常高于普通大衆或非專業人士的見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見解，無論針對何人何事；然而，真正的“真知灼見”往往少之又少，因而彌足珍貴，但常被各類噪聲淹沒，或者根本就未能發出。例子一如“有機食品”：非專業人士很難從琳琅滿目的一大堆“有機食品”中，辨識出真正的有機食品；要麼因為不具備專業眼光，要麼因為真正的有機食品難覓蹤影。

在能力建設戰略和責任建設戰略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當代中國，清晰且充分地分清專業知識與經驗知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也更緊迫。

專業知識有兩個特質。首先是直擊本質——透過現象看本質。經驗知識很難做到這一點，複雜領域（典型的如公共預算過程與預算制度）尤其如此。“長生不老丹”的制作也是典型例子。我們的祖先在此積累了極為悠久豐富的經驗知識，但煉出的丹藥“靠譜”（助長生不老）嗎？曆史上，那麼多“萬歲”（皇上）服用丹藥的結果不是長壽而是折壽，已經足以說明問題。直到近代化學的誕生和元素周期表的發現（專業知識），我們才最終知曉丹藥原本是毒藥。

其次，專業知識“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why）”，經驗知識通常很難做到這一點。科學研究的焦點并非“什麼”（what），而是“為什麼”（why）。

在缺失藥理學等專業知識的背景下，數千年來（或許更早）中醫藥體系被幾近發展到經驗知識所能達到的極緻，這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化與文明發展做出傑出貢獻的有力證明。但亦需看到，整體而言，中醫藥體系并非基于專業知識，而是基于經驗知識的醫藥體系，這至少是如今時代西藥在國内外全面壓倒中藥的重要原因之一。中醫藥需要奮起直追，方有光明的未來。在這裡，焦點是把中醫的藥理（作用機理）即“why”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且可以通過實驗和觀察現代科學方法加以重複證實或證僞。

多數财經領域典型地屬于複雜領域，涵蓋把努力（efforts）與預設目标和原則聯結起來的複雜性，以及合理預見系統的各個節點相互作用産出非意願後果與影響的複雜性。财經領域典型的複雜系統包括經濟系統、社會系統、政治系統和作為其交彙點的公共财政系統，後者涵蓋諸多次級子系統，包括稅收系統、預算系統、國庫現金管理系統、政府會計與财務報告系統。複雜系統也廣泛存在于商業财經領域。

财經系統作為複雜系統的特質，使得财經知識分子表達“專業見解”變得困難與複雜化。不言而喻，專業見解主要基于專業知識而不是經驗知識，并且顯著地高于普通大衆的非專業見解。當代中國最具價值的“能力建設戰略”，可以解讀為把經驗知識升華為專業知識的戰略；首先針對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包括本科和碩士及博士研究生），公共官員群體緊随其後，然後是财經類媒體人士，最後延伸至普通大衆。如此，能力建設戰略才可望走上正軌，并支持更具優先性的責任建設戰略——焦點是代理人對委托人的受托責任（accountability）。

當務之急莫過于“把首要的事情放首位”：财經知識分子必須持守專業知識，并将其優先傳播給掌控公共權力與資源的龐大公共官員群體。

理想情況下，承擔“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首要責任的公共官員群體，應掌握18個領域的專業知識：（1）戰略管理，（2）公共預算，（3）績效計量與管理，（4）内部控制，（5）政府會計，（6）預算報告與财務報告，（7）規劃管理，（8）審計，（9）治理，（10）信息系統，（11）經濟學，（12）溝通與表達，（13）分析，（14）談判，（15）寫作，（16）咨詢，（17）流程簡化，（18）沖突與應急管理。

财經知識分子可以并且理應以自己的專長——作為持守專業知識的主要群體，為向公共官員群體傳播相關專業知識做出貢獻。

為此，财經知識分子首先必須有能力持守專業知識的生産、創新與傳播。兩個最優途徑分别是深度學習（中西貫通）和專業理性訓練。專業知識的持守高度依賴對專業理性的持守。

專業理性（professional rationality）涵蓋政治理性、法律理性、經濟理性和科技理性，每個都有确切而豐富的含義，核心要點有三：（1）對完全成本（full cost）與完全收益（full return）具有大緻可靠性和可信度的算計，（2）弄清具體的聯結機制（聯結目标與原則的制度與技術）與作用機理，（3）合理預見可預見的非意願後果的能力。專業理性的另一個含義是政府職能的合理化。

對專業理性的讨論不再展開，但強調博弈論（game theory）的重要性仍有必要。理想情況下，财經知識分子和政策制定者應率先掌握博弈論的基本原理，并采納博弈論思維作為強化專業理性和“預見能力”的基本方法，要領是把複雜高深的博弈化簡化為三個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以此預見“遊戲”結局，無論哪類遊戲，包括制度與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三個基本要素即“角色”、“利益”和“策略”。

結語

中國的财經知識分子群體龐大，對經濟社會發展、輿情和公民素質的影響力，大抵僅次于官員與商業群體，在與媒體結合時尤甚。僅此一點足以表明，财經知識分子理應在言論表達上承擔重要的三類社會責任，這就是基于持守普遍利益立場的“正覺”，持守社會改善目的的“正知”，以及持守基于專業理性的“正見”，每個都有其特定且豐富的含義。

以此觀之，現狀令人擔憂。“正覺、正知和正見”語境的貧乏或被淹沒，足以說明問題。作為其負面後果的一部分是：用來平衡強勢“理想與決心”語境的“可信與可靠性”語境明顯不足。這會不可避免地帶來諸多衍生後果。

财經社會創造了龐大的财經知識分子群體，也為财經知識分子群體創設了發揮巨大作用的機會空間。問題是：财經知識分子群體做好了準備就緒的功課嗎？

轉自：财新網